近日，不少電商媒體紛紛報了道一則關于最高法有意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牟利的新聞。據悉，在本年5月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發給國家工商行政辦理總局辦公廳的答復意見中，最高院首次亮相：可以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這可能是職業打假人自20多年以來將要遇到的最大挫折。一旦開始實施，這個灰色行業將遭遇滅頂之災。但另一廂消息甫出便有人歡欣雀躍，一些電商媒體紛紛叫好，認為天下電商賣家可謂是苦秦久矣。此番將要限制職業打假人，相當于為近年來受害最多的電商賣家除去一害。

那么，職業打假人真的已經成為社會和市場經濟的一害？限制職業打假人，會不會對市場經濟和消費者造成倒霉的影響呢？這個問題非常值得展開討論。

職業打假人不是碰瓷者而是賞金獵人

不成否認，就個體而言，不少廠商企業吃了打假人的虧，特別是容易被獲取證據的電商賣家。作為曾經多年的電商從業者，本人也曾碰到過類似情況，后文將說到。

但必需指出的是，職業打假人的涌現，反映了當前企業在經營上存在著遍及分歧規的現象，無論是嚴重到故意銷售假冒偽劣商品，還是小到標價和廣告用詞不規范的疏忽行為。從整體而言，職業打假人的出現，對于我們的市場經濟有著不少積極的方面：

1、暗里了結有利于降低社會辦理成本

打假人獲得利益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走法律途徑索賠；二與廠商企業達成暗里和解。從新聞報道來看，后者的比例要高于前者，不少廠商企業也正是對于被迫交納和解賠償金而對打假人懷恨在心。像王海現在號稱非要30萬以上的案例不做的是極少數，大多數打假人還是以個報答主。

這就是說在打假人的案例中，小額索賠的居多。小額的維權索賠，如果走相關流程，對于消費者（包孕打假人）和企業來說，都費時費力。因此，與輕微交通變亂當事人自行協商一樣，這種暗里了結的方式既節約了雙方的時間成本，在某種意義上也降低了社會辦理成本。

2、彌補了相關部門日常監督覆蓋面的不足

無論打假人的動機如何，我們都不成否認相關企業在經營確實存在缺陷和不足，侵犯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在當下，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迅速，而相關部門的規模和監管方式尚難以跟上發展的步伐，甚至可以用嚴重滯后來描述。也就是說，以相關部門現有的能力，其監管的覆蓋面其實非常有限。要否則，我們作為消費者也就不會訴苦良多了。因為消費者權益掩護法律法規賦予了消費者索賠的權利，受利益驅動，打假人群體主動在市場大規模搜尋假貨和欺詐等非法現象。因此，職業打假人的出現，不單緩解了相關部門的工作壓力，還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監督的覆蓋面。

3、客不雅觀上起到了督促企業、凈化市場的作用

講一個親歷的故事，幾年前大名鼎鼎的王海團隊盯上了所在公司運營的某500強品牌官方旗艦店。理由是“虛假宣傳”，實際是由于當時運營團隊一時疏忽，沒有能及時修改逾期的活動頁面（時間有點久遠故記憶不是準確，大體如此）。

最后事件的處理結果因高層保密不得而知，但最明顯的一個變革是：公司特意就此發出內部整改通知，從制度層面杜絕了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也就是說，盡管付出一些代價，甚至代價不低，但打假人也在客不雅觀上促進了企業運營能力的提升。

同理，對于消費者來說，職業打假人的存在更是有利無害。他們享受到因打假人打假而帶來的市場環境趨好，而無需承擔相關成本和風險，這一點已經被各界所承認。即使是最高法的回復中，也首先承認了打假人存在的積極因素，在此略過，不展開說明。

基于以上因素來判斷，職業打假人的積極作用遠大于其帶來的消極面。與其將職業打假人稱為市場經濟的碰瓷人（其實說打假人碰瓷自己就有問題，因為被碰瓷的人往往沒有過錯，而被打假的廠商企業都存在違法之處），反而不如稱之為監管部門的賞金獵人。

限制打假人條款將造成嚴重的間接影響

限制打假人條款作為政府（包孕立法機關在內的大政府概念）的市場辦理政策，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就是對市場行為的一項激勵辦法。它不但會對打假人的行為造成直接影響，同時也會對廠商企業和消費者帶來一些間接影響。前者的可預見性比較高，，而后者的可預見性較低，但影響卻更大得多，更值得重視。

1、風險和成本降低，“激勵”企業不法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