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

老產業繼續下滑啟示：老路走不通

在當前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經濟也發生了一些困難，增長率增幅下滑，但是服務外包卻逆勢而上，這個成績是了不起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和十七大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戰略性決定，就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執行起來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在當前危機發生以后，有些地方對產業轉型和產業提升存在一種懷疑的態度，認為老的增長方式比如重化工業就能夠把產值帶起來。那么我們從各地的情況看，從今年前幾個月的情況來看，事實上證明了轉型的決策還是正確的，老的產業沒有多少提升和轉型的產業繼續下滑，而有了提升的和轉型的，有更高的附加值的產業表現都比較好，甚至是跟大趨勢相反，服務外包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件事情啟發我們，走老路是不行的。

增長模式轉型的主要途徑大體上是這么四個：第一個就是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第二個，就是發展先進制造業；第三個就是發展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最大的特點就是知識含量高；第四就是用現代信息技術改造整個國民經濟。中國的明顯的比較優勢，就是勞動力素質好、成本低，我們的比較優勢也是發展的，特別是人力這個優勢，隨著教育、訓練的提高，人力比較優勢是不斷提高的，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人才，數量是世界第一，我們還有相當大數量的初級勞動者，但是同時也有世界規模最大的技術人員隊伍，這個比較優勢是巨大的。

所以我們從服務外包這個起點來看，一個是服務外包本身要盡可能提升，從接受個別服務的外包，到加入它的生產流程，這是一個很大的跨越。另外一個，就是可以把產業提升到新領域去，整個蘇南地區的制造業應該是很強的，但是最近幾年蘇南有一些城市用了兩三年的時間，對研發和品牌及售后服務等方面作了提升，比如把研發中心引進來等。在這次抵御金融危機上，就已經明顯地發揮了效能。

即使三、五年以后，我們的服務外包能夠做到三、五千億，那也不過是我們GDP的1%、2%，所以這個潛力很大。最近我們研究了一些產業創新，發現我們政府錢用了不少，但是好像用不到點子上，不但沒有起幫助的作用，反倒是阻礙了產業的發展。因此政府要認真研究應該怎樣做，全社會共同努力，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

南京大學黨委書記洪銀興：

危機后世界經濟將進入新產業支持的新的長周期

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實體經濟影響，可以說是基本見底。但是觸底了，有沒有反彈？我認為我們可以率先觸底，但不可能率先反彈，原因是世界金融危機還存在著不確定因素，還沒有觸底。但是我同時還有另外一個判斷，就是如果沒有新的問題暴露，世界性的危機今年年底可能會觸底，我上個星期和美國的一些經濟學家也進行了一些討論，他們的基本判斷是現在美國的經濟可能還有不確定因素，但是就看下半年，如果沒有新的問題出現，新的銀行倒閉等，今年年底可以觸底，因此在這么一個背景下面，我們需要尋求一個后危機階段的對策，因為我們的危機總體來講是短期的，發展是長期的，雖然世界危機還沒有見底，但是我國已經基本見底，我們需要抓住回暖前的發展機遇，為新的增長周期打下堅實的基礎。

抓住經濟回暖以前的發展機遇，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要明確下一個增長周期能夠支持我們經濟長期增長的產業。一般說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基本上是50年一個周期，這個長周期，就涉及類似產業革命的技術革命。這次世界經濟危機，我認為是50年周期的一個表現，我們看前一個50年，基本上是電子信息時代，1946年世界上第一臺計算機產生，到20世紀產生了互聯網，支持了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也就是說前一增長周期是以電子信息和網絡為代表的新經濟，在進入21世紀以后，它對經濟增長的支持率下降，于是產生了1998年的金融危機和去年的金融危機，這一次的金融危機產生在虛擬經濟領域，實際上是在原有的經濟下降的情況下，美國通過虛擬經濟來維持增長，虛擬經濟得不到實體經濟的最終支持，就爆發了這場危機。危機過后，必然要產生具有新技術革命意義的技術，由此進入新的增長周期。我認為，世界的科技和經濟可能進入一個新的長周期，這一個長周期由哪些產業來支持？根據各方面的資料，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空間技術、環保技術的突破，是支持下一個增長周期的產業。這就告訴我們，現在我們的產業中心應該圍繞哪些重點，美國的奧巴馬政府這一次的刺激計劃主要用在新能源和基礎設施，扶持計劃用在汽車業和房地產業，特別強調新能源的研究開發，把它稱為綠色產業，所以在這么一個背景下面，我們的結構調整，應該關注現代產業體系的現代性要求。

　　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

危機后世界經濟有可能進入長期低迷

這次金融危機在金融部門看來，最核心的特點就是“去杠桿化”。這個“去杠桿化”還在進行，但是已經發生重大的轉變。主要是三個方面。

第一是“去杠桿化”在金融機構看來已經接近尾聲了。主要表現是美國已經開始著手資產負債轉型，歐洲的金融機構也在這個月開始討論資產負債轉型，開始剝離“有毒資產”，意味著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的修復，意味著“去杠桿化”進入了底部；

第二，一個最大的風險點即中東歐金融形勢也趨于穩定，在國際金融機構的救援下，金融危機第二波出現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去杠桿化”趨于穩定。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可預見的衰退。

2009年全球經濟可能是負增長，如果是正增長的話，預計也不會超過1%，前幾天，世界銀行發出文件說全球的經濟增長不會超過2%，從這個趨勢來看，預計在今年年底，美國經濟可能會觸底，明年中期歐洲經濟會觸底，但是觸底后會不會快速反彈？從目前情況來看，這次的金融危機性質可能跟過去的危機不大一樣，它不是一個周期性的金融危機，它是一個結構性的調整。最重要的是全球化的戰略發生了重大變化。那么過去的全球經濟循環模式，就是美國逆差和負債消費，發展中國家順差的鏈條開始中斷，全球經濟開始進入新的運行模式。一個令人擔心的局面，就是“去杠桿化”導致去全球化，另外一個擔心就是美國的儲蓄率迅速上升，目前已經是6%，按這個勢頭，預計一定會達到8%以上，儲蓄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全球大概要喪失6億到8億美元的支持，如果這個儲蓄率上升到10%的話，就意味著6000億美元的支持喪失了。現在還不太清楚這個儲蓄率上升是因為金融危機暫時把口袋捂緊了還是長期的行為轉變。大概目前美國的產能利用率只有65%，失業率接近10%，如果說儲蓄率還在持續上升的話，經濟還會低迷，從這個情況看，跟過去的周期變化都不大一樣，在過去的幾個周期都是儲蓄率沒有明顯的變化，而這次是有急劇的變化。這次金融危機也許會導致結構調整，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危機。換言之，世界經濟不大再會重現過去幾年的高增長，而是進入一個長期的低迷狀態。

如果美國的市場是在進一步萎縮的話，意味著中國出口形勢嚴峻。過去我們說外向型經濟不可持續，那么現在則是不可維持。可以說，中國過去的大進大出的經濟不會再出現。美國現在進口增長率每年是9%，現在會下降2%至3%，這意味著中國相應的出口增長率將由過去的22%下降到10%-12%。中國投資增長率將由過去的25%下降到10%-15%。因此，中國已開始進入中速增長階段，不再會出現兩位數的增長，結構轉變已是不得不做的事。在這個過程中，產業結構向服務業方向的轉變，向服務外包方式的努力等等，都是特別值得關注和鼓勵的。

亞洲經濟和歐美經濟有很大的不同，一個就是亞洲經濟基本上以制造業為主，而歐美經濟是以服務業和虛擬經濟為主，另一個就是亞洲經濟高儲蓄，而歐美的經濟都是負儲蓄，這就構成新的一些增長條件，以制造業為基礎，意味著亞洲經濟的泡沫化程度比較低。特別是中國，仍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仍有經濟增長的空間。高儲蓄率意味著國家、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都比較健康，不會出現“去杠桿化”現象，那么我們能不能“再杠桿化”，如果能再杠桿化，經濟將出現現實的增長。中國的銀行存貸率比較高，達65%。近日，中國家庭資產和個人負債表有所啟動，特別是進入二季度后，有跡象表明家庭資產負債率在加快，這和房貸增加有關。所以從周期上來講，中國經濟有可能率先從低谷里反彈。

再杠桿化引起的主要結果，一個是現在膨脹力在加大，特別是資產價格上漲；第二是過剩產能加大，潛在銀行不良資產上升；第三，就是結構進一步扭曲。在經濟日趨好轉的情況下，結構調整應該受到更多的關注。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院長李曉西：

各地政府要用好中央給的政策

在國內的20個競爭服務外包的城市中，南京是處于前列的，而且南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做得也是相當不錯的。

在金融危機中，好多單子都跑到中國來了，中國的成本低一些。服務外包這個行業有很多機會，那么我們就要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我去美國時發現，得克薩斯州不是美國最窮的州，但是得到的美國資金支持卻是最多的，為什么？因為申報工作做得好，美國資金支持的條件，一個是窮，第二個是把錢花得最好，他們專門有一批人搞填表培訓和填表指導。我們也一樣，中央給的這些政策也需要我們很好地學習，認真地填報，國務院辦公廳批示里面，提到了要在20個城市中給一些企業減免企業15%稅收，這方面我看南京做了很多工作，2008年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以后，幫助企業用好上面的相關政策，使一些企業享受到了國家的支持資金。

在印度，有些大的服務外包公司，大到三至五萬人。一大批中小企業固然非常重要，但若干個航空母艦級企業也是需要的，我們和印度現在競爭就不太容易，2008年印度在服務外包上占了GDP的60%左右。現在南京有些企業正在成長，怎么樣支持他們做大做強，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中國發展研究會副秘書長湯敏：

發展服務外包要走與印度不同的路

最近我參加了一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學到非常多的東西。我們參觀了兩個哈佛大學旁邊的生物制藥企業，這兩個制藥企業年產值都是在40億美元左右，在美國的生物制造業都是排前幾名的，但目前受金融危機沖擊非常大。美國的生物制藥企業，大概有60%左右在一年內資金鏈就要斷裂，這些企業現在都在紛紛把它的前端或者后端分包出去。前面這兩個企業在中國現在都有分公司，把前期的研究包括臨床，都慢慢轉移到中國來減少成本。

這些高科技企業因為受到資金鏈的壓力，價格非常便宜，用很低的價格就可以把它買來，從這里我們得到一些結論，發展服務外包，我們能不能走出一條跟印度不同的道路？我們不需要按照印度的發展方式從低端到高端，目前整個國際經濟形勢正在發生巨變，這里會有很多新的機會。同樣在服務外包里，我們有可能走出一條新路來。

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

產業轉型軟環境比硬環境更重要

服務外包轉移跟制造業的轉移一樣，是有國際規律的，其實十年前，國際的外包業已經在中國大規模開始了，像IBM，像甲骨文，當時中國的所有銀行業的信息系統和金融服務這一塊，統統被外國公司包走了。中國在上一輪全球化的過程中，承接了制造業，變成了一個制造業的中心，那么在新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可能要承接這個服務外包業了，這既是順應國際產業發展的規律，也是中國自己經濟發展的一個戰略性的變化。全球IT的服務外包規模在2006到2009年之間，平均增長超過了6%；2009年IT的市場規模將達到4322億美元，我們能在此占多大的份額？南京是幾千萬美金，規模還是很小的。我們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需要我們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這里我想提幾個具體的問題。首先我們的硬環境是能夠上去的，但是軟環境可能會阻礙發展，知識產權的問題，弄不好會非常阻礙發展，因為外包中IT是占主要的成分，IT行業很多技術是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是公司的核心技術，所以對方會非常在意，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法律規范。第二個，公司治理也很重要。一個合格的投資者到中國來，把業務交給中國的公司，為了控制風險，他非常在意你的公司治理的結構和整個架構，他要做凈資產調查，對你的資質、規范、合規合法等指標都要進行反復調查。這對我們也是好事情，有利于推動我們的完善和發展。另外一個，要培養我們自己的中介機構，使我們的服務外包成為一個產業鏈，利用我們自己的中介機構來連接承包方和接包方。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

結構調整越早抵御危機能力越強

這次的危機，對我們的金融體系影響不大，但是對我們的實體經濟影響非常大，這一次的危機對長三角、珠三角，特別是珠三角，是三十年改革開放以來，傷得最厲害的。有一個深刻的原因，除了體制、機制、政策等原因外，與我們的結構調整比較遲緩有關。我們看到，深圳也好，江蘇的連云港也好，抵抗力還是比較強的，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企業，內部結構調整比較早，我最近到連云港市去看了一下，有一些企業表現很好，因為它在危機之前和危機剛開始的時候，注意了結構調整，比如說研發的投入，對新產品的研制等，在此次危機中表現了良好的抗風險能力。

危機還沒過去，我們要為后危機和危機后謀劃，而且恐怕不是一個短周期的謀劃，是一個中長期的謀劃，中國改革已經走過30年，我們要謀劃今后的30年中國經濟的路徑和增長模式。

現在我們發展服務業，包括發展服務外包業有條件了，現在談這個問題更具有現實可行性，更具有相應的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舊的增長模式確實已經達到邊界，接近極限了。第二個條件是，現在我們的服務外包企業還是有一定的規模。我看了一個材料，到2008年我們有3202家服務外包企業，從業人員有527萬人，數字雖然簡單，但是它確實是在加快發展，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積累了經驗，熟悉了國際的運行規則，也形成了一定的網絡，這是難得的。我們現在人力資本的量的擴張非常快，我們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是600萬，在校生是2000多萬，可以說我們已經具備了人力資源。

關于加快服務外包業的步伐，我認為，第一個要放松管制。美國的經濟制度，是在法制條件下有更多的自由空間，我們的限制還是蠻多的，這會使企業的創新打折扣。所以，制度創新是很重要的。美國的信息業快速發展，和它市場的放開是很有關系的。我們要拓寬服務外包發展渠道，就要有多元化的思考。同時我們要改善政府對服務外包的公共服務，提供足夠、良好、便利、有效的程序和服務，包括提供相應的信息平臺。

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會長許善達：

服務外包發展需要稅收政策支持

我們的服務外包，發展比商品發展出口慢，我覺得至少要慢二十年，原因有很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稅收政策上的不合理。

我們的商品出口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實行出口退稅，這是我國商品出口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服務外包實際是服務出口，而服務出口沒有實行退稅政策，就像我們20世紀80年代初期商品出口不給退稅是一個道理，服務業實行營業稅，只有人出口了才免稅，人在境內，提供的勞務出口了，照征稅。這很不合理，也不符合世界各國稅制規則。至今為止，我們只有一件是免稅了，翻譯，在境內從事外文的翻譯出口到國外去了可以免稅。免稅和出口退稅，在政策上還是兩個概念，免稅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后一道環節的營業稅不征了，退稅是把你以前的各項稅收統統給退干凈，是沒有稅收的。因此，服務外包需要各種政策環境，但是有一個環境非常重要，就是退稅。離開它，服務外包是很難發展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