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積仁的這份提案名為“開放增值電信市場，加快發展中國BPO業務”。

　　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即業務流程外包，指企業以長期合同的形式將自己的部分業務委托給專業的服務提供商，由其按協定的要求進行管理、運營、維護。其主 要形式包括呼叫中心、數據加工處理、客戶關系處理、應收/應付賬款業務、訂單處理、數據分析/挖掘業務、互聯網數據中心(IDC)等。

　　在BPO業務方面，印度走在中國的前面。而流行的觀點也認為：中國是離岸生產的好地方，而印度則是BPO最好的地方。但劉積仁卻反倒認為，中國在BPO業務方面將會越來體現自己不可替代的優勢，獲得來自全球的BPO業務。

　　全球BPO轉移路線

　　《21世紀》：中國在全球BPO浪潮中還有機會嗎？

　　劉積仁：我認為，全球BPO產業正在發生產業鏈重組，正在由印度、愛爾蘭等有限的幾個國家向中國、菲律賓、俄羅斯、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轉移。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跨國公司眼中，在BPO方面有許多得天獨厚的優勢。

　　《21世紀》：它能給中國帶來什么？

　　劉積仁：BPO能給中國社會帶來新的機會。其中包括大量引進外資、賺取外匯、增加就業；提高中國企業的競爭力；為中國在未來國際分工中創造條件；促進尖端技術及產業的發展等。

　　尤其是在解決大規模就業及提高整體人才素質方面，BPO將發揮巨大作用。中國過去20年把許多中國制造的產品賣到全世界，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上億人口的就業機會，但那主要是面對中國農村進城的青年。

　　目前，中國每年大學畢業生有300萬，居世界第一，他們的就業選擇顯然不是制造企業中的生產線，而中國BPO產業的成熟將會給國內帶來大量軟件 設計、IC設計、財務處理、法律咨詢、股票分析、保險等一些高層次的就業機會。BPO發展最快的印度，目前從事這類職業的有幾十萬人。

　　政策要支持BPO

　　《21世紀》：中國BPO發展的障礙在哪里？

　　劉積仁：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BPO業務，但至今仍然處于初期發展階段。除了人才、觀念、信用、語言等的差異需要補足外，現有的電信增值業務法規及市場環境也限制著中國企業開展BPO外包業務。

　　呼叫中心、IDC等增值電信業務是BPO的基本形式，但按國家有關規定，目前實行許可制度，不允許成立合資、外資企業經營此類業務，這阻礙了BPO產業的大規模發展。這就像打的的人也要擁有出租車運營執照。

　　限制的初衷是對電信增值業務進行保護。但電信運營商不可能做好HR(人力資源)、財務、IT等專業的服務，而專業的公司能做好。因此，應該放松管制，允許多種資本進來。

　　《21世紀》：印度、愛爾蘭等地是如何做的？

　　劉積仁：在中國還沒有開放電信增值業務市場時，全球其他BPO接包方不僅保證了基本政策的開放，并且已經相繼出臺了多種有關BPO的扶持政策。以印度為例，其針對BPO的多種鼓勵性政策就包括：IT業帶動的外包服務業所得稅全免；BPO公司進口的貨物免稅等。

　　愛爾蘭的成功也離不開政府的政策定位。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明確重點發展知識型產業，在風險投資與稅收方面為企業提供優先支持。菲律賓則更強調環境因素，他們考慮的是當地環境如何能夠與美國的環境更好配套。

　　《21世紀》：你認為中國在政策方面應該做哪些改變？

　　劉積仁：應做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政策明朗化。在確保網絡與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合理開放市場，尤其是在合法開展離岸外包等國際BPO業務方面，做到有法可依。從而簡化運營環節，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競爭力。

　　其次是允許已經成立的合資企業經營電信增值業務。國家2001年頒布的《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允許擬成立的外商投資企業經營電信業務。但目前尚未向它們發放電信業務經營許可制度。

　　最后，市場監管應根據市場情況做適時調整。整個BPO產業持續健康發展需要政策環境、監管體制、產業鏈等多個環節的成熟。在市場監管方面，面對不斷變化的新環境，政府要形成一套靈活、完整的政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