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以現代服務業以及研發和高端制造環節轉移為主要特征的新一輪世界產業結構調整正在興起，服務外包成為服務業全球化的重要標志。中國政府也將承接服務外包作為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戰略選擇之一，也成為國內各個地方政府追捧的產業升級載體。

然而，與十幾年前各地爭相發展制造業的情形類似，目前地方政府對服務外包產業資源的爭奪亦空前激烈。

是不是每個城市都適合發展軟件外包產業？地方政府應該如何結合自身城市特點進行差異化定位？發展服務外包產業將對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策略提出怎樣的挑戰？

6月19日，本報在“2008中國軟件自主創新論壇”上邀請有關地方政府招商負責人、風險投資商對此進行了探討。

地方政府蜂擁服務外包

《21世紀》：現在地方政府對發展服務外包非常積極，甚至在招商方面出現了一擁而上的局面。作為奮斗在招商前線的地方官員，你們怎么看待這種情況？

陳洪濤：現在幾乎所有的省、市甚至縣、鄉都在發展服務外包產業，這是一個多方博弈、共同做多的局面。

我聽說過一個故事，某個中部城市在招商時說，來我這投資免五年房租，結果另一個城市跳出來說我給你永遠免房租，后來這個企業又跑到我們西安來問有什么優惠政策。

我覺得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中央發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號召，地方就要想該怎么回答；第二，地方政府要考慮自己的經濟發展需求，服務外包投資少，投資收益好像成正比；第三個積極參與者是各個房地產開發商；第四，現在也有大批企業，看到這個熱潮，不管懂不懂什么是BPO、ITO，就混在里面吃喝，有點像全民炒股。

張甫東：出現同質化競爭一點不奇怪，當服務外包成為經濟增長點的時候，這么大的蛋糕擺在面前，大家都要搶是肯定的。關鍵各地要看自己是否適宜爭搶這個蛋糕。

武漢有這么多院校和人才，這是產業發展的基礎，所以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發展軟件外包的先決條件。坦率地說，在軟件和服務外包方面，我們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但我們現在醒了還為時不晚，因為我們有方方面面的條件。

現在很多企業摸準了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心理，到處考察、比來比去，想把自己利益最大化。現在大部分城市都在起步階段，大家覺得有必要發展這個產業，所以容易忽略一些問題，比如說自己是否具備發展軟件外包的條件。當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時候，比如像大連，可能門檻就提高了，那時候大家就會理性的清醒的認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認為，造成現階段同質化競爭的主要原因還是我們都處在起步階段。

湯建翔：地方政府的本意其實就是想發展這個產業，但這里面有個國際競爭環境的因素。我們目前做軟件服務外包競爭的對手是誰？是國家與國家的競爭，而不是城市與城市的競爭，我們要到印度人、愛爾蘭人手里搶生意。這就要研究他們出臺什么政策。比如印度就出臺很多政策應對外包。但是我們國家太大、產業發展很不均衡，希望國家在這個產業里面出臺特殊的政策有很大的難度，這個時候地方政府在不違反國家大政策的范圍內，出臺一些鼓勵企業發展的政策是應該的，因為競爭的對手并不是國內的，就像當初制造業一樣。

差異化定位規避惡性競爭

《21世紀》：這里面有沒有不理性的成分存在？

湯建翔：有不理性的成分是一定的，但大家都有這種主動的精神去爭取，這也是積極的一面。一個產業能不能在一個城市發展往往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而是多種原因促成的。

回到軟件服務外包上，蘇州能不能成為未來的新的軟件外包城市呢？或者說軟件外包行業能不能真正成為國內很多城市的一個支柱行業呢？我們做了一些調研，比如到2010年全球有6000億美金的市場容量，軟件外包也有很多的分支。我們思考的問題應該是各個城市應該做哪一塊？是不是大家都一窩蜂去搶同一塊？

從蘇州自身的角度出發看，蘇州是一個制造業的基地，我們認為它應該會產生一些內需，有一個很好的市場，所以蘇州有可能在制造業的軟件外包上面有一些機會。內需市場怎樣才能被激發出來？需要政府去引導。做軟件外包首要的是人，蘇州的政策是怎樣引導人才到蘇州來。

《21世紀》：地方政府之間的這種競爭會不會演變成為一種招商引資的惡性競爭？這對國內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張甫東：的確現在幾乎每個城市都搞服務外包，有的給廠房，有的給稅收優惠政策，如果協調不好就變成惡性競爭，最后就變成無序競爭，導致誰都吃不胖，這是產業發展非常忌諱的地方。國家商務部專門搞了“千百十工程”，無非就是希望在這一點上有所突破，避免大家出現惡性競爭的局面。

徐紹禹：現在各個地方的招商招數是五花八門，實際上，其他國家也在和中國競爭。墨西哥去年出臺了一個政策，如果從美國接到業務，假如業務金額1000萬元的話，如果消耗成本500萬，政府給補貼一半。據我了解，目前國內一二線城市還沒有達到這個優惠力度。

陳洪濤：我舉個極端的例子，現在某些城市個人所得稅的返還，返得很狠，大家不斷地突破底線，這帶來兩個后果：第一，在國際上有可能引起反補貼法的問題；第二，會讓很多企業不務正業，到國家部委套點錢，到地方政府套點錢，這不利于整個產業的長遠發展。

《21世紀》：如何避免這種同質化競爭？

徐紹禹：我認為這個市場足夠大。5月19日到22日，我去參加了美國外包工會的會議，感覺全球比較大的經濟體都在拼命找能夠承接他們業務的單位。外包有很多層次，這給國內不同城市帶來了不同的機會。

作為地方政府來推動一個產業的發展，我覺得差異化定位是很重要的。

招商模式之變

《21世紀》：軟件服務外包的產業特性跟制造業有很大不同，發展這個產業是不是也意味著對傳統招商引資的方式提出了挑戰？

湯建翔：現在大家都形成共識了，做服務外包離不開人，不管是高端、低端、中端都是靠人，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已經把地方政府的優惠政策，調整到吸引企業需要的人這個要素上來。

我們吸引人才的政策已經實行兩年了。中端人才主要的消費是購房，我們就把購房子的優惠政策給了這些人；剛參加工作的這些人，主要是租房的，我們把優惠政策落實到租房者頭上來，相盡一切辦法幫助企業留住人，同時幫助企業降低運營成本。

陳洪濤：招商主要體現在政策層面，政府的補貼可以幫助企業在每個環節降低成本。但現在企業通過互聯網獲取這些信息的成本很低廉，所以招商的作用在逐漸降低。

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讓政府招商和企業選擇的成本都最低廉，其中公平的第三方中介報告可以起到很重要作用。最好企業只要看報告，就知道哪個城市的成本最低、誰的政策補貼最好。這樣政府就能集中精力更好地為園區內的企業服務。

張甫東：服務外包業的大力發展，帶來招商模式的轉變或者說是招商對策的轉變。我想補充的一點是，從我個人在一線戰斗的經驗來看，服務外包業要求我們要有一個專業的服務。

對政府來說，免廠房租金沒問題，個人所得稅返還也沒問題，只要包里錢比較鼓就沒問題。但政府不能就給錢、給政策，自己要練內功，要加強學習，要提供專業化的服務。從某種意義來講，到一定的時候，專業化的服務可能比硬的支持和政策更吸引你。

《21世紀》：軟件企業在融資方面普遍遇到一個問題，因為他們的核心資產是知識產權，沒有固定資產，所以在銀行做貸款的時候沒有辦法抵押。政府在推動服務外包發展的時候，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各地有什么對策？

陳洪濤：原來企業從銀行貸款成本低，比較容易，現在宏觀環境變了，企業的融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西安高新區的做法是自己掏一部分財政資金跟VC合作搞創投，投錢給一些資質比較好的企業做天使投資。第二種方式是做債券融資，我們成立一個擔保公司，幫企業貸款。

最近還有一種方式是信托，我們和信托公司、銀行開發一些短期的個人理財產品。還有一種方式就是考慮到軟件企業沒有什么資產但是軟件企業的老板很有錢的情況，我們也聯合當鋪提供典當服務，我們給他們做一部分抵押，進行短期融資。

基本上我們的原則是在遵循政策法規的前提下，盡可能采用多種靈活的方法幫企業融資。

李廣新：風險投資基金是專門投資的，從環境來講地方政府環節和各種形式配套都有，但是根本的問題實際還要回到產業本身，比如軟件產業。現在的根本問題是，盡管地方政府都在支持，但是都沒有產生很好的軟件公司出來，包括軟件架構師等人才上面的缺乏、中國軟件的成熟度、在國際上的市場地位方面等都存在一定問題。

從投資來講，錢在中國從來不是問題，只要你有好項目。從這個角度講，國家的軟件產業需要根據國家經濟的增長和產業情況一步步發展，融資有時候也是水到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