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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知識產權制度變革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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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創設既有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戰略政策考量,也是追求法律規范體系化的理性制度安排。當今社會發展日新月異,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法律作為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良法折射時代精神的發展方向;如果在時代的浪潮中法律的宗旨難以實現或偏離正軌,就表明它應當適時加以變革,以期更好地滿足人類社會的發展需求。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產權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日益凸顯,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應時而生。然而,當今社會發展瞬息萬變,國際知識產權制度面臨著諸多的挑戰和質疑,變革勢在必行。

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

知識產權制度最早萌芽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1474年,威尼斯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最接近現代專利制度的法律。1624年,英國頒布了壟斷法案,成為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現代意義的專利法。十八、十九世紀期間,歐洲大陸各國、美國、日本相繼實行了專利制度。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知識產權進入國際保護階段。自1883年法國、比利時等11國簽署《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到1886年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和1952年的《世界版權公約》,到1967年51國簽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再到1996年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生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系已有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

數據顯示,當前世界貿易組織共有164個成員,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共有193個成員,經濟貿易的一體化使各種資源實現了全球范圍內的配置,法律的國際化成為一種勢不可擋的發展潮流和趨勢。

國際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變革

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法律作為上層建筑也必然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做出調整。多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的法治影響了后發展國家,成為整個國際社會追求的目標。現行國際法在其理論基礎、制度原則、技術框架、規則內容等各個方面,仍然是由那些民主與法制早發展的國家,也就是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在當前新時代、新形勢下,國際知識產權制度不斷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對其實施變革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議。

第一,強化貫徹落實法的基本價值和國際法基本原則。

法理學是法學的基礎理論、方法論,是整個法的體系的根基和靈魂。從法理學的角度出發,國際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應當確認、體現、保護和協調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法律行為的秩序、自由、平等、正義等基本價值,以及在現代社會中處于特別重要地位的人權問題。同時,國際法基本原則為世界所公認,落實這些原則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國際法原則宣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國際合作、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原則直接關系到各國之間權利義務的分配是否合理、相互間利益是否平衡、是否有利于促進全球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等問題。

當今時代,發達國家對法的基本價值以及國際法基本原則關注度不足,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利益之上。由發達國家推動達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下簡稱《協定》),把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世界貿易組織各成員國都必須遵行,并力圖通過雙邊或多邊協議進一步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此外,發達國家借助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平臺,積極推動建立統一實體授權標準的一體化世界專利體系。凡此種種,都是為了便于發達國家在全球范圍內發揮其在知識產權上的優勢,它們一方面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壓迫后發展國家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卻不接受來自這些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單邊主義、獨占主義嚴重。加入這些國際組織的后發展國家,一方面要承擔嚴格的、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義務,另一方面受到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與技術標準相結合等手段的壓制,因此自身的創新和發展空間被大大壓縮,國家和人民利益無從得到保障。

另外,從人權、環境等方面來講:其一,《協定》要求成員國在基因資源、人權及生物多樣性等領域也進行知識產權授權,但實際上基于人道主義或文化上的考慮,這些領域本應排除私人產權制度。其二,新世紀面臨嚴重生態危機,已經對人類的生存構成了直接的威脅。對此,一些國家提出應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國際社會要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作出努力。

總之,國際社會應當基于整個人類共同體的高度和廣度,采取行動,將法的基本價值和國際法基本原則貫徹落實到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整個運行過程中來,并以國際人權公約的價值取向為指導,發揮國際組織的特殊影響力,推動全人類共同發展進步。

第二,調整知識產權保護范圍與限制措施。

近年來,發達國家依托其高新技術和知識產權制度擴大本國經濟利益,積極開發利用后發展國家的傳統資源、進行“生物剽竊”,甚至獨占相關知識產權。因此,對變革的要求不僅體現在現行制度的改革,如醫藥資源、基因專利、網絡版權等,而且包括嶄新制度的突破,如傳統知識、遺傳資源等。

不同國家之間在這些問題上存在根本利益沖突,協調工作進展困難,但在國際社會的廣泛努力之下,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例如針對傳統資源的保護,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專門設立了相關委員會。再如針對醫藥資源,多哈宣言確定了公共健康權優先于私人財產權的原則,對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理性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由此可見,對知識產權范圍和限制措施的調整總體上是可行的,國際社會當共同努力,協調資源分享的矛盾,促進相關利益的平衡。同時,從概念上講,各個國家關于知識產權的國內法也應屬于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組成部分,可以在國際條約的框架之下,在不違反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對國內法加以補充、改進、完善。

第三,優化爭端解決機制,加強協調、保護競爭、力促平衡。

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分四類:發達成員、發展中成員、轉軌經濟體成員和最不發達成員。然而,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作為目前世界上最權威、影響面最大的知識產權規范制度之一,它的創設從一開始就是由發達國家主導,從而不可避免地向發達國家傾斜。各國呼吁應當強化對弱勢群體的實質性保護,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應從形式平等發展到實質平等。

國際知識產權制度也應不斷深入優化爭端解決機制,除最大程度地以調解、仲裁等程序取代費用過高、耗時過久的法院訴訟以外,在其調解、仲裁的實體規則、實施細則上也應兼顧發達國家與后發展國家之間的利益平衡,有效解決國際爭端,強化爭端解決機制的約束力,促使各成員國遵守規則、履行承諾,促進平等競爭。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而受保護的知識產權說到底是一種特權,加之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優勢地位,很容易導致國家之間形成不公平競爭、貿易限制、技術壁壘,因此應適當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等,維護合理的市場競爭,規范知識產權的行使,彌補知識產權制度內在設計的不足之處。

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阿澤維多稱,貿易是經濟增長的催化劑。博弈論也提及,國際貿易雙方如果采取不合作博弈的策略,那么結果將是雙方因貿易戰而無不受損。因此,從長遠利益出發,國際知識產權制度仍應著眼于優化機制、加強協調、保護競爭、力促平衡,引導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有序競爭、友好合作。

第四,多元立法及“準條約”“軟法”的制定。

知識產權制度的設計初衷是正向的,如激勵知識創新,促進科技進步,推動經濟發展等。然而在其實施過程中,一些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個別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的策略超越了界限,借保護知識產權之名行遏制他人競爭之實,爭奪國外市場,只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協定》生效以后,聯合國人權促進與保護小組委員會認為,“《協定》中的知識產權制度作為一方與另一方的國際人權法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沖突”,并通過了《知識產權與人權》的決議;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促進和保護人權大會也作了專題報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大會通過了《保護和促進文化多樣性公約》;以健康問題為焦點,世界衛生組織開展了針對性的軟法造法活動;等等。由此,知識產權的國際僵局開始松動,萌生了多元立法機制,對以往國際知識產權制度起到了合理制約、平衡、補充的積極作用。

除發展多元立法機制外,作為國際知識產權體系主導力量的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也需要順應時代,增進靈活性,從實際和實踐出發,結合法的基本價值、一般法律原則、司法判例、權威學說等等,提出符合新形勢要求的法律案,推動“準條約”“軟法”的制定。即使這些“準條約”“軟法”短期內無法形成一致通過的國際條約,但因其具有一定意義上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督促各成員國通過規則而非強權來開展國際合作、解決國際爭端;且從長遠來看,有利于引導民主、自由、平等、正義價值觀的樹立,有利于促進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理念的重構,有利于改變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以其利益最大化為基準的被動局面。

技術創新是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源泉,而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促進全球技術創新、技術轉讓和技術傳播。在二十一世紀之前,它們更多的表現為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良性循環關系。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國際知識產權制度面臨激烈挑戰,應當迅速變革與完善以適應新的形勢,引領正確的價值導向,增加前瞻性與靈活性,使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期限、保護方式等更加有利于科學技術的發展、科技知識的傳播,更加有利于各國共享科技發展帶來的利益。美國著名的法理學家德沃金指出,“法律是一種不斷完善的實踐”。面對新時代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變化,各國應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國際論壇,促進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推動知識產權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規則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實現全球共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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