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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辦公廳印發通知，決定于2019年4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在全國范圍內部署開展“守護消費”暨打擊侵害消費者個人信息違法行為專項執法行動，重點打擊侵害消費者個人信息違法行為，營造安全放心消費環境。

　　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這次被要求治理的“多發高發的重點行業和領域”，像房產租售、小貸金融、保險基金、裝飾裝修等，基本都屬于騷擾電話“重災區”。可以說，將這些領域的騷擾電話現象治好了，對侵害消費者個人信息的違法行為的治理或許就成功了一大半。

　　在網上檢索可發現，近段時間反映騷擾電話、垃圾短信越來越多的聲音，不在少數。有網友調侃，自己手機短信的唯一功能，就是接收垃圾短信。也有聲音認為，騷擾電話數量，可能對應著經濟景氣指數。一些數據可以作證。在今年的3·15晚會上，被曝光的一家提供外呼系統的公司負責人透露，利用智能機器人撥打騷擾電話，一個機器人一天能打5000個電話，是一般人工的十倍以上，有公司在一年多時間內所打出去的騷擾電話就超過40億。而《2014騷擾電話年度報告》顯示，當年的騷擾電話總數為270億。雖然后者也不是一個小數字，但如今搭載智能機器人的“東風”，騷擾電話越來越多已經是事實。

　　這道出了一個尷尬現實：在既有問題未被有效解決的情況下，騷擾電話反倒借助新技術完成了自我升級。且不僅是電話的撥打效率空前提高，某些電話營銷軟件方還直言，“沒客戶資源了，系統還會自動生成。”這意味著，在手機安裝屏蔽軟件和系統來反騷擾電話的“傳統”做法已形同雞肋。

　　由此也說明，對騷擾電話的治理，也是“不進則退”。電信運營方的技術投入和相應監管都要與時俱進。

　　在運營方，騷擾電話大量存在，無論對企業形象、消費者認可度，還是行業秩序而言，都不是好事。按說應該有責任也有動力去推動治理。但是，我們可能忽略了，從經濟效益來講，運營方從來就是騷擾電話的受益者。

　　來自新華社的報道顯示，為賺取“可觀”的電話費，某些運營商不僅積極給各類電銷公司提供優惠套餐，對異常號碼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幫助電銷公司“復活”被騷擾軟件攔截的號碼。也就是說，在消費者權益保障，以及相應管理責任落實，未能對運營商形成足夠壓力之前，囿于經濟效益的誘惑，其解決騷擾電話問題的動力，其實嚴重不足，甚至還可能充當“內鬼”。而在當前的網絡流量時代，通話、短信市場日益萎縮，“騷擾”電話、垃圾短信可能愈發成為電信運營方的營收工具。所以，寄希望于運營商主動向這種灰色收入切割，并投入更大的資源去升級屏蔽技術，或從來就顯得不切實際。

　　因此，不能給用戶賦權，不能通過外部監管壓實運營商的管理責任，騷擾電話幾乎無解。

　　近些年，監管層面對于騷擾電話治理的表態和行動，其實并不少。像去年7月底，工信部聯合13個部門下發了《綜合整治騷擾電話專項行動方案》，并要求定期公示相關進展；同年11月，工信部辦公廳又印發《關于推進綜合整治騷擾電話專項行動的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基礎電信企業、移動轉售企業要為國內手機用戶提供涉嫌騷擾電話來電號碼標注提醒和風險防控警示能力，并標注要在2019年3月底前完成。然而，截至目前，上述治理進度到底怎樣，并未見有公開披露，至少多數用戶不知情。

　　事實上，騷擾電話發展為頑疾，有著多種復雜原因，包括個人信息保護不力、消費者維權難、對運營商的約束力不夠等，即便拋開執行上的彈性空間，要通過專項治理來實現根治，的確很難。騷擾電話到底如何定義？面對大量推銷電話，用戶如何維權？推銷電話的合理邊界在哪？運營商到底負有怎樣的責任？這些基礎問題不厘清，專項治理就難免淪為“隔靴搔癢”。

　　但騷擾電話并非不可治理。國外的“謝絕來電”機制時常被拿來作為他山之石。如在美國，明確不愿接聽營銷電話的電信用戶，會有專門的注冊登記渠道，一旦營銷企業或個人違反規定對這類用戶造成了電信騷擾，用戶可通過《謝絕來電實施法案》獲得保護；依據電話營銷與消費者欺詐及濫用防范法，對不法分子電信詐騙行為可處以超過10萬美元，監禁多年的處罰；企業如若違規撥打，最高將會被處以每次1.6萬美元的罰款。

　　此舉主要效力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治理“騷擾”電話和短信提供明確的依據；二是在消費者權益保護和營銷企業與個人合法推廣服務間尋求平衡提供一種合理的解決方案。

　　中國未必一定要照抄國外的“謝絕來電”機制，但國外的經驗至少證明，騷擾電話是可以被有效治理的。今年全國兩會透露，擱置多年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已被納入本屆立法規劃。它能否會騷擾電話治理掃清障礙，或許值得期待。

　　而就現實來看，打造屬于中國的“謝絕來電”機制，不應該再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