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一體化進程的深入不斷推動國際產業轉移。從20世紀50、60年代工業經濟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逐漸過渡到20世紀90年代的知識經濟轉移。繼制造業大規模轉移后，以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為代表的服務業轉移浪潮正在來臨。印度在該領域所取得的非凡業績，吸引更多國家和城市的關注，他們極其希望抓住新一輪產業轉移的契機，為成為新的外包承接地。各國政府往往從國家發展戰略、制定財稅鼓勵政策、完善立法、加強教育等幾方面展開。

1、把發展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提高到國家戰略高度

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作為新興的服務產業盡管在GDP中的比重十分有限，但對于改善產業結構、提高就業、促進投資、增強消費具有重要意義，多個國家把發展該產業提高到國家戰略高度。

印度政府1986 年制定了《計算機軟件出口、軟件發展和軟件培訓政策》，明確了印度軟件產業發展戰略目標。愛爾蘭于1991年成立了國家軟件發展指導委員會”，其扶持軟件產業發展的企業發展局”不僅出資支持了多家創業型軟件公司的建立和發展，而且其工作職能已延伸到美洲、亞洲等許多國家和地區。菲律賓政府鼓勵電信自由發展，還啟動了投資優先計劃”，將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納入優先發展產業領域。2006年，我國商務部服務外包千百十工程”，提出要建設10個服務外包基地城市，推動100家世界著名跨國公司將其服務外包業務轉移到中國，培育1000家取得國際資質的大中型服務外包企業，實現2010年服務外包出口額在2005年基礎上翻兩番。埃及政府制定《埃及ICT產業發展戰略2007~2010》（Egypt‘s ICT Strategy 2007~2010），其中重要的一項任務是大力發展出口導向的IT服務業。

2、制定財稅鼓勵政策，促進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業發展

財稅政策是政府對企業行之有效的促進措施，財政鼓勵政策不但能吸引國外投資，還能有效減輕本國初創企業的稅收負擔，把稅收轉化為投資加快發展速度。

1991年印度稅法規定，軟件及信息服務出口企業2010年前免征所得稅，免征出口關稅，對生產軟件產品免征流轉稅。2000年3月起印度政府又在全國批準設立140個經濟特區，10 年期滿后，企業還可通過經濟特區政策延續享受稅收優惠。

愛爾蘭政府對1998年7月31日前在當地注冊的國際服務企業（如金融、批發、咨詢），在2005年前最高只征收公司所得稅10％，2006年提高至12.5％；對工廠、建筑和設備給予折舊補貼，不扣賦稅；在愛爾蘭獲得專利并開發的產品免征所得稅；公司利潤可以自由匯出愛爾蘭；在自由貿易區內注冊的公司進口物品（包括主要設備）免征增值稅；出口到非歐盟國家的物品免征關稅。外國公司在菲律賓經濟特區開展業務，前4~8年為免稅期，免稅期后可繼續享受優惠待遇，只交5%的營業稅；公司還可免稅進口特殊設備及材料、免繳碼頭使用費、自由使用托運設備、雇用外籍職員等。

2009年，我國政府出臺更加優惠的稅收政策促進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對20個確定為服務外包示范城市內的技術先進型服務外包企業，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對符合條件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對技術先進型服務外包企業離岸服務外包收入免征營業稅。

3、完善立法，改善本國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商業環境

發包企業擔心的問題之一是接包國家的法律法規體系。發展中國家這方面的環境往往與發達國家有一定的差距，為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法制水平，讓發包企業放心簽訂合同，這些接包國家加快知識產權法、信息安全法、數據保護法、電子簽名法等與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緊密相關的立法工作。

1994年印度議會對1957年的版權法進行了徹底的修訂，于1995年5月10日正式生效。該法向國際慣例和WTO的有關協議靠攏。提高了以美國軟件廠商為首的西方跨國軟件企業到印度投資設廠及建立軟件研發機構的意愿。2005年，印度開始實施新的專利法，知識產權制度與國際體系全面接軌。在20世紀末相繼通過了《版權法》、《信息技術法》和《半導體集成電路設計法》, 既保護了軟件企業的積極性, 又使得外國公司更能夠放心把產品外包給印度企業。愛爾蘭政府于1988年及2003年的《數據保護法》為處理個人數據時所必須依從的保護原則提供了法律框架。《2001年工業設計法案》大幅修訂了愛爾蘭有關工業設計保護的法律，使它們與歐洲設計法律接軌。埃及積極推動信息安全犯罪法、知識產權法和電子簽名的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最新修訂版于2009年10月1日執行，上一次修訂是2000年。其它相關法律也在不斷更新與制定當中。

4、加強基礎教育并重點提高高等教育水平

教育和人才是確保各國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業保持競爭優勢和持續發展的原動力，在這方面各國政府已達成共識，紛紛把教育和培訓作為促進本國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業的重要措施。

印度在大約3000所中學推出中學計算機掃描和學習計劃”，在400多所大專院校開設了計算機專業，依靠多家民辦、私營機構及軟件企業培訓人才，為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業提供人才儲備。

菲律賓政府為增強本地人才的競爭力，專門撥款5億比索（相當于1000萬美元）設立面向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企業的應用型人才培訓基金”，為達不到公司錄用標準的求職者發放培訓券，免費提供各種技能培訓，還承諾將經過培訓就業的人員所新增的個人所得稅再用于補充培訓基金。

2009年，我國對20個確定為服務外包示范城市內的技術先進型服務外包企業，每新錄用1名大專以上學歷員工從事服務外包工作并簽訂1年以上勞動合同的，中央財政給予企業不超過每人4500元的培訓支持，對符合條件的培訓機構培訓的從事服務外包業務人才（大專以上學歷），通過服務外包專業知識和技能培訓考核，并與服務外包企業簽訂1年以上勞動合同的，中央財政給予培訓機構每人不超過500元的培訓支持。

部分國家政策已初見成效，除大家熟知的3I”國家（印度、愛爾蘭、以色列）外，菲律賓、埃及等國在接包方面也有不錯的表現。菲律賓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出口，從2004年的15億美元，上升2008年到67億美元，直接為該國解決34.5萬人的就業問題。埃及2005年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收入為2.5億美元，2008年增長至5億美元，2010年將達11億美元，將創造5萬個就業機會。表 1是部分國家近年出臺促進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的部分相關政策及成效。

隨著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產業轉移的步伐不斷加快，可以肯定將有更多的國家加入接包的行列，先行國家的產業促進政策也將是這些國家積極效仿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