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代》周刊網站3月10日登載了馬杜里·辛格發自達蘭薩拉的題為《“流亡藏人”：身處險境的一代》的文章，內容摘編如下：

　　2006年冬天，在喜馬拉雅山區的一個酷寒的日子里，扎西和兩個朋友經過長途跋涉，從安多縣的游牧點趕到了拉薩。在那里，他們給家里人打電話告知，他們將穿越邊界前往印度的達蘭薩拉，去見達賴喇嘛并接受教育。家里人很擔心：除了可能在逃離時被抓之外，3個男青年還要翻越無數白雪皚皚的關口，艱苦行程長達一個月之久。他們都不滿20歲，每人花3000元請“向導”帶他們去尼泊爾，在那里投奔西藏流亡政府開設的難民接待中心。

　　盡管危險重重，但3個年輕人還是抵達達蘭薩拉，見到了神圣的精神領袖，進入了一所為18歲以上流亡者開辦的特殊學校。不過，故事到這里并沒有結束。他們都在3年后輟學。他們找不到工作，靠領取救濟維持生活。他們的處境體現了印度流亡藏人50年來的生存狀態：流亡領袖由于害怕喪失文化特性而實行自我隔離，整個群體并未融入印度社會。許多年輕流亡者迫不及待地想要返回漢人統治下的西藏，或者離開印度前往其他任何國家。

　　自我隔離找不到工作

　　扎西仍然只會講藏語和一點點漢語。他在西藏沒有上過學。他說，在達蘭薩拉，“我只湊合學習了兩年。我學不好外語。因為我不懂印地語和英語，所以找不到工作。”

　　即便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難民(也就是在印度出生長大的藏人)也不容易找到工作。藏人政府開展的藏人人口調查顯示，失業率高達75％。31歲的德通晉美從昌迪加爾大學肄業，3年后才在藏人政府找到現在的這份工作。他說：“我認識的許多人都沒有工作。每年有大約1250名藏人畢業，但政府只能為其中5％的人提供就業機會。”

　　失業問題要追溯到第一批移民，也就是1959年追隨達賴喇嘛來到印度的大約8萬人。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既沒受過教育也不懂任何技術的牧民，只能從事修路等低收入的工作。數千人被分派到印度南部和東北部的荒無人煙的叢林地區，受訓成為農民。后來，有些人通過銷售傳統手工藝品來補貼生活。不過，絕大多數人隨同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定居。他們無法融入當地經濟。只有極少數幸運兒能找到一些零活，或者在路邊擺攤做起了小生意。

　　當時，新移民并不在乎生活有多苦。他們已經習慣于艱苦的生活，以為自己很快就會重返西藏。然而，50年過去了。由于期望發生了變化，他們的境況也有了明顯不同。由于積極致力于教育，流亡藏人（目前總數約為13萬人）的識字率不斷提高，19至25歲藏人的識字率為99％。有些人上了大學，但在就業時需要與人數眾多的印度畢業生競爭。許多人最終充其量只能在美容院、餐館和旅游行業工作。

　　被印度人看作寄生蟲

　　年輕藏人深感與印度社會格格不入。晉美說：“許多印度人把藏人看作寄生蟲。他們看不起我們。我告訴這些人，藏人軍隊曾在1971年戰爭中在格爾吉爾與印度人并肩作戰。他們駐守在錫亞琴冰川（抗擊巴基斯坦軍隊）。”晉美說，他的祖父曾是印度政府下屬的一支秘密部隊的成員，他對此感到驕傲。不過，他說：“我還是覺得我們沒有歸屬感。”

　　產生這種疏離感的原因之一是，藏人政府當初決定為藏人學生設立單獨的學校，以保護藏人的語言和文化，結果導致了明顯的語言和社會隔閡。在不久前的一次游行隊伍中，2000名藏人當中能看到幾張白人面孔，但除了運送抗議者的出租車司機之外，現場沒有一個印度人。達蘭薩拉的居民維奈·夏爾馬說：“他們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說，他與許多藏人“關系不錯，但我沒去過他們的家。幾乎從未有過通婚的現象”。

　　盡管大多數藏人有資格在印度取得公民身份，但很少有人這樣做。因此，他們很難購買土地和房產，從而進一步加大了他們在印度謀生的難度。益西說：“印度政府向我們發放了居留證，每年都要換發。就我而言，每當換發的時候，我就想到我必須為重返西藏而努力。”他們不想成為印度的一部分。然而，許多人并不反對到美國或歐洲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異鄉土地上的異鄉人

　　就留在印度的無所事事的年輕無業藏人而言，失望和不滿可能會導致嚴重后果。許多人迷上了大麻。的確，濫用藥物的現象相當普遍，以致流亡政府實施了戒毒項目。官員們禁止銷售烈性酒，包括西藏傳統的青稞酒。他們還設立了為癮君子的家人提供資助的計劃。

　　毒品問題只是流亡藏人領袖最憂心的問題，更廣泛的危機是藏人民族特性的喪失。幾年來，印度經濟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年輕藏人離開了印度各地的35個流亡藏人聚居區，前往大城市的呼叫中心和企業謀職。藏人領袖擔心這些年輕人可能會遠離本民族的文化和價值觀，而這種文化和價值觀是他們煞費苦心才成功保留下來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50年后的今天，藏人群體的凝聚力催生的卻是內心只屬于西藏的一代人。他們仍然是異鄉土地上的異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