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北京市中關村管理委會和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共同委托北京市軟件產業促進中心，帶領10家國內知名軟件企業，來日本招聘高級雇員，結果十分理想，遠超過我們的預計。應企業的要求，我們將于今年11月21日再次會同京、津兩地的12家軟件企業，來日本聘請高級IT人才回國工作。

為堅定經驗者回國工作的信心，大家希望我再寫一篇文章，將自己在國內和海外工作的經歷加以比較，平實的記述之間的差異和得失，貢獻出來供有歸國意愿者參考。這也正好為我提供了一次對自己工作經歷進行梳理和小結的機會，希望這份小結既能讓自己對人生有所感悟和反省，也同時對大家選擇將來的職業道路有所助益。

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入錯行就是選錯了職業。以今天的情形看，無論男、女，如何選擇職業，變動工作，對人的一生，至關重要。

我今年已經49歲了，屈指一算已經工作了整整30個年頭。我是1974年高中畢業參加工作的，當時人們沒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準確地講我是被國家分配做中學教師的。當時教師職業，遠沒有今天社會地位崇高。好在一位當時在我們那里很有點影響力的老教師，他是我讀高中時的老師，很是看重我，力薦我出任初中三年級物理教師。這樣順理成章，到1977年我已是高中二年級（當時高中只有兩年）的物理老師了，加上平時為學生帶過數學和化學課，77年的高考可謂得心應手，順利地進入天津大學通信專業學習。盡管沒有了工資，但靠學校的助學金，完全可以維持生活。畢業時遇到了一點小難題，當時大學畢業是統一分配，由于自己有過教師的經歷，學校動員我去一所新建的大學教書。那個時候，企業是我夢寐以求的目標，經再三努力，1981年12月我被分配到天津電子計算機廠,以今天的觀點看是步入了新興的IT產業。由于文革的原因，我們單位已經10年沒有大學畢業生進廠了，我們自然被廠里當作了寶貝。三年的時間內我歷經見習工程師、微型計算機設計室主任、科長，1984年被提升為負責全廠經營工作的副廠長。當時市場競爭還遠沒有今天激烈，只要肯于努力，經營業績自然年年攀升，1987年由于業績突出我又被提升為天津中環電子計算機公司副總經理。

中環電子計算機公司，是一家有著4000多人的國有大型企業，在中國電子百強企業中，排位40名左右。自己邊工作，邊讀書以提高管理能力。但當時的出版水平不可與今天同日而語，加上在經營、管理方面，自己是草臺班子出身，盡管十分努力，仍深感力不從心，難以駕馭自己所承擔的工作。恰在此時，天賜良機，IBM公司與信息產業部，簽署建立合資工廠的意向，IBM公司在中國選擇合資伙伴，建立其在中國的微型計算機制造廠，我所在的公司是六家被選擇的企業之一，我是主管經營工作的副總理，自然也就成為公司與IBM合資談判的代表。

這一次我突然感覺到，平時學習的一些支離破碎的經營、管理知識加上一些實際經驗竟然派上了用場。我們的水平很低，但還是大大的超出了國內的其他競爭對手，我們以效率和誠信，打敗了其他五家競爭企業，成為IBM公司在中國建立合資生產工廠的伙伴。

1988年1月正式進入商業談判，1990年8月公司開業，歷時兩年又八個月，我有幸與IBM公司派來的十幾位專家分別就：《合同》《章程》《可性研究報告》《技術轉讓協議》《人力資源管理體制》《生產作業管理》《質量控制體系》《組織架構》《財務管理制度》《固定資產管理制度》《企業文化》《工會》《投資與設備采購》《廠房布置》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研討，并起草了全部文件。對我來說，這與其說是近三年艱苦的商業談判，不如說是一次實戰中的MBA學習。公司成立后我擔任了兩屆、4年的副總經理，先后與IBM派來的兩任總經理共同工作，將談判期間確立的商業規則投入實際運轉，這一過程對我而言，可謂醍醐灌頂，受益良多。

1994年末，我被上司調回到中環電子計算機公司的上級單位，擔任投資發展處處長，但此時我已經完全不能適應機關的運作模式了。恰好一間企業要到美國建立分支機構，需要經驗者單身赴美，在紐約當地創建公司、招聘人員、開拓美國業務。我的經歷，被獵頭公司選中，這使我處于兩難抉擇的境地。盡管赴美工作極具挑戰性，但毅然辭去公職，在當時還是有很強的心理壓力。思量再三還是選擇了辭職，1995年初到了美國紐約，在世界貿易中心建立了公司，任執行總裁。一年的時間使公司運行步入正軌，找到當地人員接替我的工作，在與華爾街的許多投資公司一起工作的過程中，我又學習了很多新東西。最值得一提的是增加了難得的管理美國當地雇員的經驗。一年后我回到中國，遇到NEC在天津的交換機制造公司尋找有經驗的高級雇員，我被錄用并被任命為部長。這在日資企業中是破天荒的，可能我的履歷對任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我在NEC工作了六年，這為我充分理解日資企業與美資企業的差異，提供了良好的機緣。六年內，我為公司提出了《中國市場整合方案》和《股權轉讓建議案》，直接參與投資各方的股權轉讓談判，執筆代表各方修改《合資公司合同》和《公司章程》。其間我根據對IBM和NEC在中國事業戰略的理解，提出“跨國公司國際化能力，取決于其進入每一個國家的本地化能力。”的觀點，并引進IBM在中國進行本地化的經驗，改造NEC 由日本帶來的人力資源體制，建立以“績效管理”為核心的“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并為公司培訓了一批年輕的管理者。

與日本人一起工作了六年，我理解了日本人之所以驕傲的原由。在工作的認真程度和細節的精益求精方面，日本人有其獨到之處。這也正是日本人將從別人處學來的東西，做的比原創者更好的原因。也正因如此，日資企業對現地人員缺乏信任，高級雇員的本地化進程步履蹣跚。作為應聘雇員，我得到了公司內現地雇用人員的最高收入和最高職位。但就個人在公司的發展空間看，已經走到了盡頭，工作內容進入循環，逐漸失去了挑戰性。

2001年末，盡管社長再三挽留，我還是選擇了收入只有NEC三分之一的，北京軟件產業促進中心任副主任這一職位。北京軟件產業促進中心的目標是推動北京軟件產業快速發展，而具體到我的目標就是“軟件產業國際化”，即：幫助北京軟件企業走出國門和為外資企業在本地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和相應的便利。三年的工作，為我提供了與業內技術專家和企業家深入交流的機會，與自己以往的經驗相融合，使我對軟件產業及軟件產業國際化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實在是受益匪淺。今天當我們有能力為國內、外企業的老總們，提供咨詢和建議時，當我們的觀點和見解得到業內人士的高度評價時。我深感這一次的工作轉換是正確的選擇。

以人力資源的角度看，記得清華的一位教授提出過一個觀點：“人一生的追求，無非是兩個目標，即：做大事、掙大錢”。

我理解他所講的：“做大事”是“自我價值的實現”，而“掙大錢”是自我價值“被市場的承認”。

在我們大學畢業20周年同學聚會上，節目之一是每個人簡述各自20年的工作與生活經歷。記得我是這樣說的：自己像一片深秋的落葉，恰巧落入一條潺潺流過的小溪中，沿著溪水的路徑蜿蜒曲折走過了這二十年。1987年自己曾為尊重領導，放棄深圳和香港的兩次高薪工作，而機緣巧合的遇上IBM在中國發展的契機，讓自己有機會系統的理解經營和管理的真諦。1990年和1994年兩次放棄到政府機關成為公務員的機會，卻使自己獲得在美國紐約經營企業和管理當地員工并感悟美國企業文化的經歷。

20年間我的收入，隨著溪水的翻滾在不停的浮上、沉下。1984年當我拿到付處級企業領導的工資時（與有著近40年工齡的父親工資持平），感覺爽！而1990年任IBM天津副總經理時，收入已是國有企業副廠長的20倍，卻沒有特別的感覺了。1995年在美國任職期間，雖以美國的標準領取薪金。在扣掉：所得稅、房租、通信、交通和飲食費后，不知為何反而覺得手頭并不寬裕。回國后，NEC是高薪聘任，收入仍不足在美國工作薪金的二分之一，可比較起來心里感覺卻比在美國安定的多。今天的收入比起在NEC 的時候，雖然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但由于沒有住房和子女教育費的壓力，生活的也很輕松、快活。順便也想告訴大家，在北京的三年時間，放大了我的人際圈子，也在業內有了一點影響，最近我先后四次放棄了高出我現有收入四、五倍以上的工作機會。將來我的工作可能會變更，但我將注重新工作給我帶來的挑戰性和遠期收益。

實際上，人的一生追求的終極目標之一是被“需求”，是被家庭需求、被朋友需求、被社會需求。你在人力市場上的價值將取決于你被市場需求的程度和你的技能在市場上的稀缺程度。所以，人們每工作一天，在獲得今天的勞動報酬的同時，也要為明天積累自己，以保證在未來仍能獲取滿意的收益。也就是我們搞人力資源的人講的：使自身的人力資本增值。

人一生中的黃金時間，大多數將在職業生涯中渡過，選擇職業，幾乎等同于選擇自己的人生。我們希望自己的價值被社會認可，并以現金計價，得到滿意的報酬，但我們更希望在我們的職業生涯中為自己積累更多的知識、感悟和對人生的滿足感，以滋養我們未來的人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