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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變遷

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歷史分為四個階段

1.被動接受階段

吳漢東認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始于清朝末年。它雖是清政府實行新政,向西方學習的產物,但更多是帝國主義列強施加壓力的結果。1898年,清帝在變法改革運動中頒布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專利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但不久由于“戊戌變法”的失敗而天折。此后,清政府根據1902年《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續訂條約》的知識產權條款,在外國人的幫助下制定了商標注冊試辦章程(1904年)、大清著作權律(1910年)。這些法律自清末適用至民國初年。以后的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直接取材于外國法先后制定了著作權法、專利法和商標法等。在國際范圍內,被動移植并非是舊中國特有的現象,諸多發展中國家以往都有此類經歷。例如,以印度為代表的前英國殖民地在英國統治時直接適用英國版權法,以后的印度1914年版權法即是以英國1911年版權法為藍本的。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知識產權制度往往建立的時間較晚,其實施的物質基礎及社會環境等條件并不具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來壓力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相關法律很難體現出促進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其政策效應也難以發揮。

2.選擇性安排階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曾頒布過一些行政規章來保護知識產權,但30年來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法律制度。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后,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加強了知識產權立法工作,先后制定了商標法(1982年)、專利法(1984年)和著作權法(1990年),初步建立了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體系。因此,我國真正建立現代知識產權制度,是在1978年十ー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后。這一時期的知識產權立法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制度安排。吳漢東認為其原因在于:一是立法工作艱巨,準備時間不長,主要知識產權法律雖已制定但其他知識產權制度未及考慮;二是基于本國經濟、科技發展現狀的考慮,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不是太高,如專利權的范圍有所限制,計算機軟件的保護也未采取國際通行的標準;三是由于國際文化交流的不對等,加之著作權法剛剛實施,因此未能參加國際版權合作。這種根據本國的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狀況作出的選擇性制度安排對于我國是有益的,在國際上也是有先例可以援引的。例如,美國自1790年制定著作權法后,基于其文化、教育落后于歐洲國家的現實考量,對外國作品長期不予保護,且游離于1886年的伯爾尼聯盟長達102年之久,直到1988年才宣布加入《伯爾尼公約》;日本在明治維新后于1885年公布了專利法,但基本實施的也是低水平的專利政策,其在長達50年的時間里排除藥品及化學物質專利,并為本國企業吸收外國技術提供制度便利。這說明,任何一個國在其知識產權制度發展史上,都有一個從“選擇保護”到“全部保護”,從弱保護”到“強保護”的過渡期。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高的情況下,這種低水平的知識保護的過渡期是非常必要的。

3.調整性適用階段

自20世紀90年代初至新世紀初,我國知識產權的制度進入到了一個發展與完善的重要階段。我國在“入世”前,全面修訂了著作權法(2001年)、專利法(1992年、2000年)、商標法(1993年、2001年),頒布了《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1997年)、《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2001年)等,使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和水平達到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要求。總之,我國僅僅用了10多年的時間,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就實現了從低水平向高水平的轉變,完成了本土化向國際化的過渡。其中的動因除了有對履行國際條約義務的承諾,也是我國尋求自身發展的需要。在國際層面,1992年的《中美關于保護知識產權的諒解備忘錄》、1995年的《中美保護知識產權協議》,客觀上加快了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國際化的進程。特別是1994年形成的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我國知識產權立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在知識產權國際化的背景下,我國不可能通過不保護外國人的知識產權來發展本國的經濟、科技與文化;同時,在國際貿易知識化的體制中,我國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從而擺脫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格局。在國內層面,作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其推動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內在要求。在度安排方面,由被動到主動,是經濟增長型國家的必然選擇,它往往有助于政策總目標的實現。這一時期的幾次法律修訂,基本實現了制度創新的現代化過程。2001年著作權法的修訂,擴大了實用美術作品、雜技美術作品等客體,加強了對計算機程序的保護,增加了出租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權利內容;1992年和2000年專利法的修改,將藥品、化學物質等納入專利客體范圍,延長了專利權保護期限,增加了進口權、許諾銷售權等新權利,同時對強制許可進行嚴格的限制;1993年和2001年商標法的修改,將商標權的保護范圍由商品商標擴大到服務商標,增列注冊商標的構成要素和商標注冊人的適用范圍,加強對馳名商標的保護;此外,于1997年、2001年分別制定了《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可以說,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關注現代科技的發展,努力通過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去推動科技的現代化。

4.主動性決策階段

為了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推動知識產權制度建設,我國于2004年、2005年分別成立了國家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組和國家知識產權制度制定工作領導小組。以此為契機,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建設邁入了戰略主動的新階段。2006年1月,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首次提出了將我國建設成為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加強知識產權制度建設,提高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保護與管理能力,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迫切需要”。這一論斷表明,我國已經站在戰略全局的高度,重新審視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和地位。基于當今國際科技、經濟的發展趨勢和創新型國家的發展經驗,我國將通過制定和實施國家知識產權制度,有效利用知識產權制度,作為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政策抉擇,使知識產權的重要性逐漸被全社會和廣大公眾所認識到、意識到。

5.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階段

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國知識產權事業發展面臨新的挑戰:一方面,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頭,知識產權爭端糾紛規模不斷擴大;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致力于以知識產權先發優勢搶占新興戰略產業發展的制高點,試圖將我國企業鎖定在國際分工的價值鏈低端,使我國原已縮小的技術差距重新拉大,再次為使用技術支付高昂的知識產權費用。為避免陷入知識產權困境,2008年6月5日,我國頌布《國家知識產權制度綱要》,按照年計劃來推進,每年由國家知識產權制度實施工作部級聯席會議發布當年的國家知識產權制度推進計劃和我國保護知識產權年度計劃。我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實施,在國際上引發了很大的關注,不僅知識產權學界,政界、經濟界、企業界也都給予高度關注。

我國制定和實施《國家知識產權制度綱要》的主要目的是加快完善知識產權制度、激勵和保護創新、大幅度提高知識產權綜合能力、加快創新成果產業化進程、培育和發展國際核心競爭力、充分發揮知識產權效率、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強有力支撐。

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以來,各地方政府認真貫徹和實行戰略綱要提出的激勵創造、有效運用、科學管理”方針,使我國在提高知識產權創造和運用能力、完善法律制度和提高執法保護效率、加強知識產權管理、加快知識產權人オ隊伍培養、推進知識產權文化建設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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