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條前半段指出，“人民法院在審查判斷有關標志是否構成具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情形時，應當考慮該標志或者其構成要素是否可能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等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產生消極、負面影響。”標志本身或者其構成要素明顯違背公序良俗的情況下，該標志無法獲得注冊，并無太大爭議。對標志含義的理解不同，則可能產生不同適用情況。以美國為例，過往實務中對《蘭漢姆法》第2條a款“不道德”（immoral）“誹 謗 性”（scandalous）或 者“貶損”（disparage）事項的理解，首先也是審查標志的“通常及普通”之意，41也即一般含義。但《蘭漢姆法》并未要求一個標志的粗俗的含義是其唯一相關含義或最相關含義，所以審查員只需通過證明有此粗俗含義即可駁回申請。42換句話說，只要其中一種含義可能存在消極、負面影響即可認定該標志違背公序良俗。這一標準過于嚴苛，過度割裂了標志本身可能具有的豐富內涵，移植至我國似有不妥。依照美國商標審查程序手冊2017年4月版（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 Apr. 2017）43，如果一個標志通常含義被認為是有“不道德”或“誹謗性”的，那么即使標志也有其他非“不道德”或“誹謗性”之意，也可能會遭到駁回。44這一標準可以最大限度地確保駁回申請的科學性，值得借鑒。對通常含義的理解，則應當以日常生活中的可見材料，比如字典、新聞、書刊雜志等輔以判斷。除了標志本身這一重要因素，判斷標志是否具有“不良影響”還應當將其置于當代社會背景和指定商品或服務的相關市場背景下考量。某些標志僅以字面含義可能難以認定其具有不良影響，但在特定的背景下使用于指定的商品或服務則會影響公眾的情感，或者與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相悖。本文開篇提到的涉疫商標“火神山”“雷神山”等，文字取自神話傳說，承載良好祈愿和寄托，但一旦被非當地“抗疫”醫院關聯的申請人注冊或使用于某項商品或服務之上，則明顯違背社會普遍認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產生消極、負面影響。
（二）以一般社會公眾為判斷主體
“其他不良影響”作為我國《商標法》第10條第1款第8項的兜底性規定，規制的是違背公序良俗事項的情形。而公序良俗則是以全體社會公眾一直認同的道德準則為標準，因此對“其他不良影響”的判斷主體理應從社會公眾的視角，體現普遍的價值理念。在“MLGB”案中，二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堅持了這一觀點，同時認為以“商標指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務的相關公眾”得出的“判斷結論容易‘以偏概全’，不利于對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保護。”45此前，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同樣在“叫個鴨子”案二審中，認為“按照社會公眾的通常理解，并不能從‘叫個鴨子’中解讀出超出其字面本身的其他含義，故訴爭商標使用在指定服務上并未產生不良影響”。46但該判決沒有得到最高法院再審支持。而在“叫個鴨子”案一審和“Going Down”案一審中，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則均以“相關公眾”為判斷主體。47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商標法所稱“相關公眾”，是指與商標所標識的某類商品或者服務有關的消費者和與前述商品或者服務的營銷有密切關系的其他經營者。通常在認定商標相同或者近似時，以相關公眾的一般注意力為標準，但“其他不良影響”波及的范圍絕不僅限于這一群體。有學者指出，“對于非相關公眾而言，爭議商標并未對其造成任何傷害，甚至其無可能會知曉該商標。如果仍以社會公眾為范圍，則會致使范圍過大。”48筆者難以茍同。即使并非與商品或服務相關的主體，同樣也應享有判斷標志是否“不良”進而是否對自身造成影響的權益。在審核標志時，這一部分公眾可能并未覺察標志背后的“不良影響”甚至并不知曉該商標，但這不代表可以忽略這一部分公眾作為“社會公眾”的一部分所具有的對公序良俗的潛在判斷力。再以美國為例，“Matal v.Tam”案49和“Iancu v. Brunetti”案50之前，《蘭漢姆法》中“不道德”事項的審查以一般社會公眾（substantial composite of the general public）視角來判斷，51但對“貶損”事項則根據涉及利益是否為商業性質選擇以具備常識的理性人（reasonable person of ordinary sensibilities）或群體廣泛成員（substantial composite of the referenced group）為判斷主體。52可見，美國實務中僅在標志存在“貶損”意涵且涉及非商業性質時以所涉群體成員為判斷主體。但是，“貶損”事項旨在保護特定群體和對象，與嚴格意義上的公序良俗條款有差異。“不道德”和“誹謗性”更貼近我國《商標法》第10條第1款第8項所涵蓋之意。所以，對“其他不良影響”的判斷應以一般社會公眾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