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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難以應對知識產權爭議中專業技術性問題

知識產權訴訟所裁判的爭議事實涉及多學科、多領域的技術性知識，而在各國的司法體制中，爭議的裁決者是經過法定程序任命的職業法官。尤其在大陸法系的國家中，法官一般只是法律領域的專家，其所具備的專業知識只是如何適用法律，如何正確判定證據以及順利開展庭審的專門知識和能力，較為缺乏理工科等專門領域的技術知識。“司法程序的發展要求法官具備專門的法律知識與技術，例如，關于證據的知識與技術、關于解釋的知識與技術、關于推理的知識與技術，還有關于程序的知識與技術。”但是，“知識產權案件比一般的醫療爭議案件和產品責任案件更需要專業型法官，審判諸如是否授予專利的案件，法官所作出的決定至少應該讓同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能夠理解，而普通法官一般很難達到這樣的最低標準；另外，審判人員在處理案件中需要能夠理解相關技術問題并與當事人進行對話，但是這些技術領域日新月異，期盼具有技術背景的法學院學生充實法院并短時間適應之，恐怕也很難”。即便法官不斷累積各領域經驗，然而由于其大部分是非技術背景出身，而且受制于時間及精力等客觀因素，在解決涉及技術性問題的知識產權爭議時往往顯得力不從心，不僅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而且裁判的結果也往往難以令當事人信服。“尤其是個案所隱含專業問題時，法院未必有能力加以審查，即使必須加以審查時，也常常是在概括性想象與摸索中作出結論，對于當事人而言，未必能真正解決爭議。”有學者指出，“法官通常不具備科學或技術背景的客觀因素，是導致知識產權審判發生不公平判決結果的重要原因”。

（一）其他國家的做法

如何解決知識產權爭議中的技術性問題或者如何審理技術性較強的案件是世界各國知識產權訴訟體制中均面臨的問題。一般而言，不具備相應的技術背景和專業知識的普通法官很難對案件中的技術性問題作出是非判定，而不得不求助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進行解決。除了部分國家設立了專門的知識權法庭或上訴法院之外，很多國家在訴訟程序中還設立了專家證人、技術調查官或者技術法官制度。例如，美國抗辯式訴訟中的專家證人制度，雙方當事人都會聘請自己的專家證人，就有關的技術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法官也會在雙方專家證人抗辯基礎上，了解技術問題，進而作出有關法律問題的判決；日本知識產權訴訟中一直存在調查官或者專門委員制度，其中，東京和大阪地方法院、知識產權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都設有專門的技術調查官，大多是來自特許廳的技術專家，幫助法庭理解案件中所涉及的技術問題。這些法院聘請的專門委員，主要是大學教授和科研機構人員，在必要時介入案件，運用其專業知識，向法庭解釋或者澄清相關的技術問題；我國臺灣地區的“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也規定，在審理有關案件時，法庭認為有必要可以命令技術審查官執行某些審判職能，包括向當事人、證人和鑒定人發問，就專業問題向當事人做出說明，就專業和法律問題向法官陳述自己的意見，以及在證據保全時協助調查證據；德國專利法院①設有若干技術法官，與普通法官一起審理相關的案件，根據不同規定，針對不同類型的案件，法庭組成人員的人數、比例和角色都有不同。

（二）我國應對措施及缺陷

在我國，法院為了緩解訴訟解決知識產權爭議技術問題的困難，采取了多項措施，包括專家咨詢制度、鑒定制度和陪審制度等。②但是，這三類機制在實踐中的效果都不盡如人意。

首先，專家咨詢制度，具體是指在知識產權訴訟過程中，法官將無法解決的專業性或技術性問題提交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咨詢，最終獲得的專家意見作為合議庭審理案件的參考。例如，上海市高院于2005年首次聘請77位全市法院咨詢專家，這些法院咨詢專家分別來自法律、金融、醫學、自然科學技術等領域，具有較高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③天津市高院于2009年建立專家咨詢制度，并且專門制定了專家咨詢委員會工作規范等。④但是，專家咨詢制度在我國目前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在實踐操作中存在諸多弊端：其一，專家在知識產權訴訟中不屬于訴訟參與人，不旁聽案件庭審過程，作出咨詢意見的信息一般來源于文字材料或者法官對案情的概括性介紹，無法全面綜合地把握和了解案件客觀情況；其二，專家的咨詢意見提交法庭后，不向當事人公開，不在當事人之間進行質證和認證，當事人的程序權利沒有得到相應的保障；其三，由于結論完全是建立在專家個人主觀認知的基礎上，專家的資格和能力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最終的結論。即使專家保持絕對的中立性，其知識和理性的有限性也會影響其意見的合理性。雖然專家在知識上處于優勢地位，但其并不占有全部知識，而不同的知識構成往往會形成不同的觀點。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還存在特定領域無法找到合適專家，一審、二審咨詢不同的專家，獲得不一致意見，難以作出結論等問題。①

其次，鑒定制度。知識產權訴訟中的鑒定制度是指將案件中涉及的相關技術性問題提交到鑒定機構進行鑒定，并且獲得鑒定結論的過程。鑒定結論是一類獨立的證據種類，具有重要的訴訟功能。為了保證鑒定結論的科學、公正和權威，我國部分高級人民法院就如何開展鑒定程序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規范性文件。②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鑒定制度仍然存在許多不足，主要有：其一，易形成纏訟。合格的鑒定人一方面不僅要求具有相應的專業資質，另一方面也必須具備中立性，也就是要求與案件當事人不存在任何利害關系。因此，在鑒定人名單的確定上，許多當事人往往尋找各種理由申請鑒定人回避，企圖拖延訴訟。其二，容易形成審判權讓渡。由于鑒定結論對案件中特殊的專業待證事實產生的證明力是其他證據種類無法代替的，有時會對案件最終結論產生決定性作用。因此容易造成一些法官往往不加分析和取舍的將該類問題提交鑒定部門。在鑒定部門作出鑒定結論后，又不進行實質審查，不當庭質證，過多依賴鑒定結論，習慣性地將其視為優于其他證據的一種方式，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作為判案的依據，實質上導致專門性事實的認定權轉移給了鑒定人或者鑒定部門。其三，鑒定制度規范性強，周期長，成本高。不僅造成知識產權訴訟的時間拖延，也給當事人帶來較大的成本負擔。其四，目前我國鑒定機構繁雜不統一，行政職權色彩過重。鑒定機構只包括法定鑒定部門和法院指定的鑒定部門，③而這些鑒定部門之間存在行政隸屬和職權劃分關系，鑒定機構本身缺乏獨立性。各鑒定機構所鑒定的事項范圍不一，鑒定人員組成不一，鑒定人的資格審查不夠嚴格，鑒定的具體操作程序不規范，鑒定依據不明確以及鑒定標準和原則不統一等，①因此必然影響到鑒定的效率，并且鑒定結果的效力也缺乏穩定性。2012年8月31日全國人大作出的關于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中，將原72條有關鑒定的規定也細化為第76條、第77條和第78條，并且增加第79條。修改的內容主要有：第一，在鑒定程序啟動方面，除了法院依職權指定外，增加了當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實的專門性問題向法院申請鑒定的權利；第二，原《民事訴訟法》及證據規定等相關司法解釋中，當事人對于鑒定意見有異議的，采取的救濟措施為申請重新鑒定，但是啟動條件較為嚴格。新規定除了保留原有重新鑒定的救濟措施外，還增加了當事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或者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否則鑒定意見不得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這一要求；第三，增加了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或者專業問題提出意見，進而從多個方面賦予當事人質疑鑒定意見的權利，保障鑒定意見的客觀性與真實性。無可否認，新法的修改將鑒定制度的規范化、制度化向前推進了一步，但是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問題還難以很快得到解決。

最后，陪審制度。我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0條、第38條等對我國人民法院陪審員的產生方式、權利義務以及履職范圍等有明確規定。我國知識產權審判中的陪審制度主要包括特聘技術專家陪審，由科研單位、高等院校派員交流的方式陪審以及由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派員陪審的方式，但是這幾類方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其一，特聘技術專家陪審員大多是從科研部門中選擇的技術專家，由法院直接發給其專家聘用證書并以陪審員的身份來參加案件的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審理中，聘請技術專家作為陪審員有利于彌補法官不懂技術的缺陷，但是，技術專家不一定懂法律，很難發表法律意見，而每一個案件雖然不可避免地會涉及技術問題，但是缺乏對法律問題綜合考慮的情況下，很難作出恰當的判斷和結論。其二，法院案件承辦人從本院下發的科研單位、高等院校陪審員名單中根據其專業特長和時間的空閑來確定參加某一案件審理的具體陪審員。在實踐中，大多數的陪審員“陪而不審”，形同虛設，而且由于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相關人員同時可以兼職律師，這樣的雙重身份還可能導致對司法公正性的懷疑。其三，由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派員陪審時，由于這些陪審員都是知識產權行政機關的職員，一方面可能會被當事人申請回避，另一方面這些人員往往不公開參審案件，易造成暗箱操作，影響程序和實體的公正。因此，法院所采取的上述緩解訴訟解決知識產權爭議專業性問題的三類措施都不同程度存在弊端，因而如何有效解決知識產權案件中相關技術性問題目前仍然是我國司法機關所面臨的一大難題。

總之，克服訴訟難以應對知識產權案件技術性問題的困難，固然可以從完善知識產權訴訟手段人手，但是實踐中這些手段的運用不僅加重了當事人的成本負擔，而且容易造成程序拖延，風險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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