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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知識產權擔保融資風險控制權配置政策選擇

目前，我國許多銀行對高新技術中小企業資金放貸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很大程度上緣于對風險的擔憂。由此，嚴重制約了中小企業創新能力的發揮，進而阻礙了我國知識產權立國戰略的有效實施。

近些年來，知識產權擔保融資業務在我國各地紛紛起步和發展，各地政府相繼出臺了一些風險防范政策來誘導銀行的貸款取向，如各省市推行的針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優惠政策，但實際執行情況十分不理想，銀行的大部分資金仍然投向了國有企業或有政府背景的企業和項目［1］。目前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最大障礙依然是融資難問題。實踐表明，給予企業補貼的風險配置政策并未切實解決銀行對風險的控制。與一般信貸風險相比，知識產權擔保融資存在著法律風險、估值風險、經營風險、處置風險等一系列風險。銀行放貸后，對事后風險的不可預測和控制是其畏懼貸款的根本原因。基于此，一些地方政府認為，由給予企業補貼改為對放貸銀行給予一定的風險補貼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最近，由浙江省中小企業局調研起草的《浙江省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試行辦法》，采取以政府對放貸銀行進行補償的形式，激勵銀行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的積極性，以此幫助中小企業克服融資“煩惱”。其具體辦法是，從中小企業專項扶助資金中“劃出一塊”，由省、市、縣財政配套設立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資金，對年銷售收入在500萬元以下、貸款余額在200萬元以下的各種所有制小企業發放貸款的銀行，給予風險貸款的補償。試點首先在工商銀行、農業銀行進行，待時機成熟后再在全省金融系統內推開。補償的比例初步確定為銀行發放貸款數目的0.5%左右。這種做法改變了以往政府部門一般以貼息的方式支持需貸款的中小企業，而是先行給予銀行直接補償，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銀行的部分風險，可以擴大受惠中小企業的范圍，不失為一種改進的辦法。

由對企業補貼改為對銀行補貼，這種風險配置轉移政策是否有效地改變了銀行的貸款偏好？經濟學分析表明，由于市場主體交易的經濟人特性，每一主體都力圖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經濟人假設既適用于利益主體的行為選擇，亦適用于政府政策的制定。政府在制定涉及各關聯主體利益的政策時，必須對各利益主體的行為取向加以考量。各主體利益最大化行為取向的關鍵在于對成本與收益的衡量，亦即對風險與收益的衡量。而且這種利益主體行為取向始終處在動態變化中，往往根據關聯利益主體行為的變化而變化，表明了政策對利益主體的行為誘導甚至強制，要達到對各利益主體風險與收益的均衡，絕非政策這一單一變量簡單改變的結果，而是各種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利益主體的經濟人特性會因不當的制度而使對策行為走向反面。如對企業實施救濟性保護補貼可能導致銀行不予貸款的行為。如果其對策行為最終使政策保護弱者的功能不能實現，那么該政策的推行就會毫無意義。正如科斯在其《社會成本問題》中所提倡的一樣，在設計和選擇社會格局時，必須考量各種社會格局的運行成本，即考慮總的效果［2］。政策有效誘導的根本在于符合各關聯利益主體風險與收益均衡的原則。

風險防范的根本在于風險控制權的賦予。因此，對風險的配置亦是對權利的配置。有學者曾對關聯利益主體的權利配置狀況進行了研究，認為公權機構由于對自身能力的過度自信以及對私權主體行為復雜性的認識不足，表現為信息獲取不足、經濟分析缺乏、利益保護的簡單化處理等，而往往進行了不當的權利配置，可能對被保護人、被規制人以及相關利益人產生不好的行為生態，從而導致對交易雙方及影響主體都不利的結局［3］。

交易模式影響利益關聯及其程度，進而影響交易雙方的行為選擇。在政府鼓勵和保護中小企業科技創新的前提下，給予創新型中小企業一定的補貼，可增強中小企業的資金實力，減輕銀行對風險的擔憂，使中小企業最終獲得銀行的貸款。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對企業來說，科技創新風險源于企業技術實力、內部經營管理、市場預測與開發等十分復雜的綜合因素，政府的補貼既未從根本上解決企業資金匱乏的問題，更未減輕任何科技創新風險；對銀行來說，政府補貼誘導銀行貸款的行為并不具有強制性，銀行如果不予貸款，企業因資金缺乏不能運轉或運轉后失敗的風險都與銀行無關。此時，銀行與企業不具有利益關聯。如果銀行選擇貸款，此時，銀行與企業有高度的利益關聯關系。如若企業運轉成功，巨大的科技創新收益首先為企業享有，科技進步帶來社會進步，進而使社會間接受益，銀行只是據此獲取貸款收益，成為利益獲取的最后排序者；如若企業運轉失敗，風險首先由企業、銀行共擔，銀行又成為風險排序的最大承擔者。權利傾斜性配置一般會遭致利益受損者的對策行為，這會使制度績效大大下降，并可能使制度的實施結果走向干預者預期的反面［3］。在政府對企業的補貼性誘導行為中，該原理同樣適用。權利在某種程度上等同于利益，利益必須與風險結合考量。實踐表明，政府給予中小企業補貼并未改變銀行的貸款偏好，在利益與風險的權衡中，如果必須放貸，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遭受的損失，銀行更傾向于背景、實力雄厚的企業，這正是其理性選擇的必然結果，而這種行為選擇恰恰違背了政府實施補貼的初衷。因此，政府應該以考慮各主體之間的利益關聯度為依據進行合理的風險配置。

同樣，將對企業的補貼改為對銀行的補貼，其目的在于使銀行獲得貸款激勵，從而改變銀行的貸款偏好，但能否改變其貸款偏好實質上依然取決于銀行對收益與風險的權衡。一是銀行貸款風險一開始只是表現為虛擬意義上的，即企業如果運轉成功，銀行便不存在實際損失而無需獲得補貼。如果企業運轉失敗帶來實際上的損失，對銀行的補貼能否一定程度上抵消風險可能還有待實踐檢驗；二是在風險尚未確知的情況下，先行給予銀行補貼，可能會出現銀行與企業合謀而成為無風險的潛在受益人的情況。在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有時政府可對信息弱勢方采取一定的利益激勵從而減少不對稱，以促成其交易的實現。對貸款銀行來說，由于對受貸企業的科技開發能力和科技成果轉化能力等信息獲取不足，由政府給予其一定的補貼，也許能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信息不對稱，激勵其放貸。但這種補貼激勵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銀行抵御風險仍是問題。此外，還存在受貸企業自身難以克服的市場預測、市場運作等更為復雜的風險。當補貼能夠無監管地輕易獲得，而雙方對未來復雜情況難以準確判斷時，這種激勵措施又可能扭曲雙方的交易行為而使之走向同謀共利。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無代價或少代價地獲取收益無疑于天上掉餡餅，是很多人所欲的，必定存在受益人擴大現象，受益主體可能會作出不利于社會的選擇，從而使假設的受益者不同于實際的受益者［3］。由于銀行只需給予中小企業貸款即可獲得補貼，如果政府既不能對企業經營管理過程實施有效的監控，更無企業貸款實施及創新成果驗證方面的規定，就可能出現雙方以虛假科技創新活動為名而合謀分享政府補貼的行為。因此，權利配置并非簡單的非此即彼，而是要根據影響利益主體關聯度的若干復雜因素綜合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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