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豬希望富，希望來幫助。”這句30多年前的廣告詞據說是新希望集團創始人劉永好和家人泡腳時想出來的。
彼時，新希望是一個做飼料起家的四川公司、改革開放后第一批民營企業。如今，該集團銷售額增長百倍，達千億級，在海外設立多個區域總部。“我今年66歲，創建新希望35個年頭了”，記者面前的劉永好精力充沛，比實際年齡年輕不少，“跟我一起走過來的企業家，有的病了，有的倒下了，有的企業沒了，今天還能在中國經濟建設一線的確實不多了。”近年來，實體經濟壓力較大，新希望也看到其中的挑戰，“國家經濟轉型，實體企業必須轉型。但真正轉好，要有脫幾層皮的心態和準備。”劉永好日前在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如是說。
工業走得快，農業走得慢，這是短板，也是機會
環球時報：世界投資大師吉姆·羅杰斯預測，未來30年中國最有發展潛力的行業就是農業。但目前，中國農業遠未實現現代化，很多年輕人不愿務農，紛紛進城打工。您如何看中國農業和農業企業的前景和挑戰？
劉永好：我同意羅杰斯先生的觀點。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中國制造已經成為主旋律，特別在工業制造領域，中國在很多方面位居世界前列，涌現出華為等一流公司。而在農業和食品領域，國際化品牌不多，規模很小，競爭不夠激烈。工業走得快，農業走得慢，這是短板，也是機會。中國是最大的農業國家，也是最大的肉、蛋、奶消費國，理應產生大的農業企業。十多年前，我們就提出打造世界級農牧企業。客觀地說，我們跟世界級企業相比還有差距，但我們一直在一步步推進，今天看，實現這個目標有大大的前景。
為什么很多年輕人不愿留在農村？因為城市機會多，發展快。他們覺得在城市能享受更豐富多彩的生活，收入較高，這很正常。但是，難道農民朋友只能出去打工嗎？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多年聚焦發展現代農業，近年還提出在一些地方建設特色小鎮，特色小鎮能實現一二三產業聯動。農民可以在自己的家園通過特色小鎮的建設來美化環境，擁有不低于城市的生活水平。特色小鎮還能帶動旅游業、休閑產業、養老產業、加工業等二三產業的發展，讓農民在當地驕傲地工作和生活，這是中國新時期新農村建設的新格局。近年也有不少人到農村創業。我認為，未來中國農村仍然是發展的熱點。
環球時報：您曾擔任民生銀行副董事長，去年還聯合雷軍創辦互聯網銀行，為何兩度跨界參與金融市場？
劉永好：1994年我當選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我對民營企業做了調研，大多數民營企業家都反映了同一個問題：銀行和金融機構幾乎不給民營企業貸款。那時，民營企業規模很小，銀行都實行“二八定律”，就是貸給那些20%的大企業，拉動國家80%的經濟發展。于是，我提出一個命題：民營企業應得到基本的生存權，融資、貸款就是生存權之一。我建議組建一個由工商聯牽頭、民營企業投資的民營銀行，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1996年，中國民生銀行成立了，這是改革開放后第一個由民營企業組建的銀行，成了中國銀行業的試驗田。今天，中國的經濟格局、商業模式發生很大變化，涌現了很多創業者。但主流銀行對小微企業支持比較少，阿里網商銀行和騰訊的微眾銀行等互聯網銀行順勢而生。去年年底，新希望集團和小米的雷軍、紅旗連鎖等共同發起籌建新網銀行，更多做80%的長尾客戶，為廣大白領、農民、初創企業等提供資金支持，爭取做成普惠的金融企業。雷軍提出了“飛豬理論”，就是在互聯網的風口上，豬都要被吹上天。我們就是養豬的，看他能不能把我們合作的銀行也吹上天。一個傳統企業能兩次走在金融創新變革的前沿，這是我感到驕傲的。
互聯網金融不能扼殺，但要嚴管理、強監管
環球時報：以P2P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近年來“野蠻生長”，出現了騙貸、跑路等不法行為，給這一新興產業蒙上了陰影，應如何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監管？
劉永好：據說全國有5000多家P2P公司，一年有上萬億資金服務市場。雖然有人說互聯網金融野蠻生長，但它培育了市場，證明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傳統金融不能覆蓋的，有巨大市場。同時，也出現灰色地帶，一些不法分子通過P2P平臺進行非法集資、騙貸。如果任由這樣下去，互聯網金融這個本來非常好的創新金融格局就將被破壞。希望監管部門不要扼殺或取締互聯網金融，這是大格局、大勢所趨，時代步伐不可停止。同時應進行嚴管理、強監管。它畢竟關系到眾多老百姓的錢財，關系到經濟的安全。現在國家出臺了一些政策，要求從事P2P的企業必須滿足相關條件，這種做法很好，為那些受強監管、風險管控能力和資金實力更強的互聯網銀行提供了堅實的市場基礎。
環球時報：您如何看待前段時間熱議的中國企業稅費負擔重的問題？近年來，實體經濟的發展面臨較大壓力，企業的轉型升級難在哪？
劉永好：中國的稅費相對較高，很多企業都有感覺，但為什么前幾年對這個問題反映的少，最近多了？因為前幾年實體企業利潤空間較大，市場供不應求，稅費高點沒什么問題。但這幾年，實體經濟面臨很大壓力。一方面，競爭激烈，產能過剩，另一方面，企業成本如用工成本每年在提高，造成利潤下降，顯得企業稅費高了，一些企業甚至稅費高過利潤。但是，我們應該反過來思考，為什么盡管實體經濟壓力較大，美的等企業仍然做得很好？我個人認為，不是實體經濟行不行，而是你我自身行不行。國家經濟轉型，實體企業必須轉型。很多傳統制造企業，用壓成本、擴規模的老辦法，但產品沒轉型仍然不行。轉型難就難在整個體系都要變，包括產業格局、制度、人才等。真正轉好，要有脫幾層皮的心態和準備。新希望也面臨轉型的問題，我們提出用年輕干部促進轉型升級，還組建了一些產業基金，在旅游、文化、醫療等幾個領域做投資，看看是否能有新的格局。或許過幾年，這個坎兒過了，很多企業會有新的發展。
建議召開全國先進企業家表彰大會
環球時報：在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的觀念中，商排在最后。今天，企業家的社會地位達到中國歷史最高，您如何看待這一變化？一些富人把資產轉移到海外，您對財富有安全感嗎？
劉永好：中國歷史上商人的地位最低，現在跟歷史比，商人地位和作用在逐步提升，這是國家進步和發展的表現，相信今后還會提升，當然我指的是遵紀守法的商人。1993年，我作為第一批民營企業家，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我很高興也很驕傲。那時我發言的主題是《私營企業有希望》。20多年來，當選兩會代表、委員的民營企業家越來越多。中國民營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每年兩會，我都會談民營企業的權益保護問題，希望國家出臺政策，像保護國有財產一樣保護民營企業的財產。去年11月，中央頒布了《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這正是我們盼了20多年的文件，對民營企業家是極大的鼓勵。
環球時報：有報道稱，近年中國的民間投資增速減緩，這和民營企業家信心不足有關嗎？
劉永好：近兩年來，中國民間投資的增速在減慢。為什么？我做了一些調研，結果顯示，一是因為企業轉型帶來很多困難和壓力，二是一些民營企業家信心不足，心里還有顧慮、有擔心。盡管國家出臺了很多好的政策，但媒體對企業家群體負面案例的報道還是蠻多的。這就容易讓人們產生一個誤解：是不是民營企業都不夠規范，都是奸商？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家的信心。確實有一些出問題的企業家，媒體要揭露他們，批評他們，但他們畢竟是少數，遠遠不會達到10%，對于90%以上的好企業家，應該給予鼓勵和正面報道。所以，我今年在兩會上也建議，國家能否在肯定、幫助企業家群體方面做一些事，比如，像每年召開全國科技大會、評選勞動模范那樣，召開全國先進企業家表彰大會，評出一二三等獎，肯定他們在扶貧、產業發展等方面的貢獻，給企業家一個信心，傳遞一個信號。
企業家群體是國家經濟建設的關鍵少數，他們通過勤奮和努力，對解決就業、增加稅收、拉動投資，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如何關心他們、支持他們、規范他們，在規范、合法的基礎上發揮他們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企業家要提升對社會責任的擔當，這樣才能對得起社會對我們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