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則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在校學生魏則西因醫治不力而去世的新聞成為了社會的熱點話題。就表面而言，這個話題似乎是醫院醫術不足所致，但稍微深究一點，就會發現它的根本誘因在于公共管理技能的缺失。為魏同學進行治療的科室實際上只是醫院實行公共服務外包”的機構，它在具體運營上屬于私有企業性質，醫院鮮對其日常性的工作進行干預。盡管公眾可能從感情上無法接受公立醫院擁有私人外包科室的事實，但公共機構推行服務外包實際上是一種多快好省”的做法，在國際范圍內也是通行的。從全球來看，公共服務外包被認為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全球范圍內興起的政府自我革命”，它有效銜接了市場、政府、社會，使得市場、政府、社會單獨不能扮演好的角色、不能履行好的職能有了可靠的抓手。然而，公共服務外包有著內生性”問題：承包者為了賺錢而罔顧公共機構的合同要求、罔顧公共利益，而公共機構往往由于缺乏時間、缺乏人手、缺乏專業方法來監督承包者的日常工作，這就使得公共服務外包常常走向失控。
雖然公共服務外包后對承包者進行監督是一項艱難的任務，但也是有規可循的。公共服務外包大師達霖·格里姆賽與莫文·K·劉易斯所著的《PPP革命：公共服務中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一書，就是一部公共服務外包中如何監督承包者的操作指南。
總體來看，《PPP革命》一書廓清了三個問題：為什么使用公共服務外包、如何使用公共服務外包、如何監督外包以免其成為脫韁野馬。
公共服務外包的本質是處理好公私伙伴關系”（PPP）的問題，這是經濟學上的一個老問題，也就是解決好政府與企業關系的問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又不是傳統的政府—市場關系那么簡單線性，而是政府系統內部本身也可以引入市場的問題。按照經濟學的老觀點來說，公共服務應該由政府生產并提供，這是優于市場的安排，因為它涉及公共利益、涉及規模經濟等問題。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一些新的公共服務項目如高速公路、海底隧道、光纖入戶、公共無線網建設等，政府既缺乏生產它們的技術，也缺乏生產它們的資源，這就不得不向市場尋找辦法，將這些公共服務外包給專業企業來生產。另外，即使那些傳統的公共服務，比如武器生產、政府公務人員培訓、抗震救災等，政府也缺乏生產它們的資源與專業技能，從多快好省”的經濟學原則來說，將其外包給專業企業也更節省成本。因此，在《PPP革命》看來，政府專業技能、專業人員、必須資源的不足，是實行公共服務外包的物質性”基礎，而節省成本擴大產出則是公共服務外包的經濟人”基礎。
如何正確有效地使用公共服務外包，這是《PPP革命》的核心內容。概而言之，周全的外包工作需要做到：第一，厘清這種公共服務屬于硬經濟”領域，還是硬社會”或者軟社會”領域。第二，梳理在這項公共服務上的政府核心職能范圍，然后確定出引入公共服務外包的最佳時間點。第三，在BOO、BOOT、BOT、DBF、DBFO、DBO等具體模式中選擇最適宜的模式。第四，厘清外包目標，形成外包合同。第五，企業與政府共同審核合同細節，確認責、權、利無誤后簽訂合同。第六，進行合同管理，按約定履行合同。這幾個方面依照流程順序實現之后，特定的公共服務外包工作就算完成了。
當然，公共服務外包合同的簽訂，僅僅還只是一個把箭射出去的過程。當箭射出去之后，如何隨時監控使其準確地命中目標，這是公共服務外包中的關鍵點和難點，如果這個工作不到位，就會使得某項公共服務處于失控狀態，甚至會成為私營企業罔顧社會道德、罔顧國家法律的賺錢工具。針對這個外包中的難點問題，《PPP革命》提供了兩種解決途徑：全過程的風險管理與全過程的合同管理。在風險管理中，需要處理好技術風險、建設風險、收入風險、財務風險、不可抗力風險、環境風險、項目本身的失敗風險。風險本質上是無法完全規避的，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制作風險偵測矩陣，然后推進風險分擔”戰略，使得各方可能的損失減少到最小。與風險管理不同，合同管理在操作中要簡單得多，它類似于國務院強調的痕跡管理”，只要所有環節均嚴格按照政府與企業簽訂的合同辦事，每一步都能實現合同約定的公共利益，合同履行就是成功的。一旦因為不可抗力、環境變遷引起合同變更，雙方需要協商解決，這也是合同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另外，合同管理特別強調的，在公共服務生產的每一個環節，政府都有權派員審查、審計、評估公共服務外包是否在合同約定的軌道里運行，這是保證公共服務雖然外包，但責任依然歸屬政府的必要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