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無錫等地的黨建事務外包”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在此之前，寧波市主要官員在市委黨校舉行政府公共服務外包”講座。地處西部的西安市一個區政府，將社會經濟十年發展規劃整體外包――在過去這往往是地方發改委的工作。

　　在東南沿海地區已經實施10多年的政務外包，如今已經開始進入改革的深水區”。然而在我省，政務外包剛剛萌芽，一些地方的政務外包實驗還處在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階段。

　　企業何以干政事”

　　政府服務顧名思義是由政府為公眾或特定人群提供的服務。由政府提供的服務，為什么要由企業來做呢？

　　長久以來，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政府服務都由政府獨家提供。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公眾需求不斷增多，政府需要提供的服務也越來越多，但公眾的滿足感卻不斷降低。這是世界各國在行政改革中遇到的政府公共事業難題，其表現就是：政府規模不斷擴大，部門分類越來越細，雇員不斷增加，財政支出居高不下；而政府在規模擴大的同時，效率卻日益降低，由于超額雇用和過度建設，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公眾的不滿情緒日漸增多。

　　政府都面臨著公共服務需求不斷擴大與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不斷萎縮的尖銳矛盾，傳統的由政府壟斷公共服務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當代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構建新型的政府服務提供模式勢在必行。

　　在這種情況下，政務外包應運而生。公共選擇理論主張，將政府部分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交由市場和社會，建立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競爭，解決公共服務提供低效率問題。

　　它強調政府的職能讓位和市場的價值，認為政府應該集中精力做好分內的事情，把其余的交給市場。政府與其他社會主體如企業、非政府組織等簽訂契約，把以前由政府獨自提供的某些服務承包給市場或者非政府組織提供。

　　外包實驗：從車輛到監獄

　　20世紀80年代，歐美一些發達國家已經開始了政府服務外包嘗試。

　　歐盟在1992年頒布了《公共服務采購指令》，將機動車及設備的維修、電子政務及相關服務、會計和審計、樓房清潔及財產管理、依據合同的印刷和出版、污水和垃圾處理、人員安置與供應、調查及安全服務、健康與社會服務、休閑、文化及體育等27類公共服務全部納入向市場購買的范圍。

　　在美國，作為國家機器標志的監獄也進行了外包。聯邦政府和諸多州都與私人監獄簽訂了代管犯人協議，美國有私人監獄180多個。私人監獄的經營者如同所有私營公司的經營者一樣，以增加利潤收入為目標，對控制成本非常謹慎，每月每個床位的費用比聯邦監獄和州監獄要少15%左右，在節約政府監獄建設費用的同時，還減少了監獄的運營成本。日本從2006年開始所有可能的政府服務項目進行外包，進行競爭性招標，并對服務項目進行市場測試”，不斷提升政府服務質量，公眾的滿意度不斷提升。

　　我國香港地區也積極嘗試將部分政府公共服務職能轉移給社區和民間組織，建立了政府與非政府機構的伙伴”關系，明確了公共服務由政府與非政府機構共同負責的模式：經費以政府提供為主，民間籌措為輔；服務以民間提供為主，政府提供為輔。目前香港上千家福利服務機構絕大部分是社區和民間組織承辦。

　　這些社區民間組織多達17000個，主要從事社區服務、安老服務、家庭及兒童服務、康復服務、青少年發展等，大約為200萬人提供福利服務，在香港社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先進國家和地區的實踐表明，市場化機制是卓有成效的，政府服務外包也是切實可行的。

　　服務外包入鄉隨俗”

　　源于發達國家的政府服務外包，盡管在我國內地起步時間較晚，但進入我國后入鄉隨俗”，發展很快。在改革的前沿地帶，政府服務外包已成為政府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1999年，深圳羅湖區首先從環衛清掃外包入手，將全區市政道路清掃面積624萬平方米中的367萬平方米簽約外包給公司；隨后，羅湖區還對接送教師的班車進行了外包，將原有車輛拍賣，司機分流安置，以公開招標的方式確定運輸公司來接送教師上下班。緊接著，羅湖區將服務外包領域逐漸擴展到政府物業管理、醫院后勤服務、政府投資項目評審、基建審計、公共工程等方面。1999年，羅湖區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資金為8000萬元，平均節支率為15％，2006年就達到了30832萬元，平均節支率為16.3％。浙江慈溪市也對政府公共服務外包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將天網工程”、數字城管”工程、污水處理廠、生活垃圾焚燒電廠、會展中心等項目都進行外包。

　　隨著政府服務外包的廣泛開展，部分地區開始嘗試以制度化的方式將政府服務外包固定化、制度化、規范化。例如寧波市就專門出臺了《政府服務外包暫行辦法》，將網絡維護管理、專業技術鑒定、公務活動組織等事項進行外包；深圳福田區也出臺了《關于完善政府購買服務機制的實施意見》，將建設工程、勞務派遣與保安服務、后勤支援保障等項目進行外包，僅2008年其用于購買服務的資金就達11億元，2010年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金額更是多達17.3億元。

　　從各地的實踐來看，政府服務外包能有效割斷政府與直屬服務消費類組織的臍帶關系，實現政事分離、政企分開，也有利于節約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依法行政，打造陽光政府，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同時，也為服務型企業的成長提供了一個非常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