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法律外包產業近年來逐漸從一個實驗性行業發展成為全球法律業務的主流。由于能夠提供低成本的優質服務，看重利益的華爾街銀行、礦業巨頭、保險公司和工業集團紛紛聘請印度律師從事書面審查、盡職調查、合同管理及其他業務。美英等西方國家的律師對這一行業的態度開始從排斥轉向接受，一些人更是轉戰印度，積極開發當地業務資源，從事法律外包服務的管理工作。
印度法律外包業務初具規模
經過近年來的發展，且受到經濟衰退帶來的法務成本控制的壓力驅動,印度法律外包業務增長迅速且前景向好。根據印度咨詢公司Valuenotes的統計數據，印度法律外包公司的數量已從2005年的40家激增到2009年底的140多家。印度法律外包公司的收入今年將增長到4.4億美元，較2008年增長38%，到2014年將超過10億美元。
為了贏得更多客戶，提高業務水平，印度法律外包公司正積極招募西方經驗豐富的律師。以往不愿到印度工作或反對法律事務外包的西方律師正在重新評估該業務。
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律職業項目主任戴維·威爾金斯稱，法律服務外包不是一個暫時現象，而是一個大的歷史趨勢”。他認為，客戶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壓力日益增加”，而且各大公司將信息技術工作等外包到印度已經司空見慣，接下來自然是法律服務外包。還有一些西方律師稱法律外包可能會影響西方年輕律師的成長。
由于印度人力成本和消費水平較低，許多法律外包公司雖在全球各地設立辦事處，但其大多數員工在印度。這使印度形成了一個巨大、年輕且以英語為母語的律師隊伍，其外包企業收費只有西方律師事務所的1/10到1/3。
西方律師看好法律外包業務
雖然目前進入印度外包公司的西方律師人數并不算多，但隨著越來越多的業務從傳統的律師事務所流入印度，這種情況將發生改變。印度法律外包公司為高層管理人員提供的薪資待遇與美國主要大城市以外其他地區中型律師事務所相比很有競爭力。同時，印度的生活成本要低得多，外包公司還往往賦予高管一定的股權。這些都讓西方律師心動。
曾擔任紐約州助理司法部長的克里斯托弗·惠勒過去將自己的大部分時間花在紐約市的法庭辯論上。如今他供職于新德里Pangea3法律外包公司，管理著110名印度律師。他們以很低的成本從事以往由美國剛剛執業的青年律師承擔的初級業務。
由于本國律師事務所一直在壓縮人員，削減招聘計劃，將法律業務外包在西方仍然具有很大爭議。但這并不能阻止轉向印度外包市場的西方律師的步伐。Pangea3公司就接到大量美國律師的簡歷，公司常務董事格雷格·麥克珀林說這些簡歷多到不知該如何處理”。
莉亞·庫珀是礦業巨頭力拓的前法務總監，今年2月她離開該公司，成為CPA Global公司的法律外包業務主管。后者是全球外包法律支援服務領先供應商之一，在歐洲、美國和印度都設有辦事處，目前擁有1500多名律師。庫珀表示，她計劃在未來一年里，在印度新聘數百名律師。她說，她在力拓最先提出將像文件審查這類工作轉給法律外包公司，因為外包公司的確做得很好，法律外包公司真的是法律業務的未來。”
挑戰依然存在
總部設在倫敦的全球律師事務所Clifford Chance在新德里南部設立了知識中心辦公室，有30名印度法學院畢業生為其工作。中心主任馬克·福特說，事實證明，作為一個行業，很多基本的法律支持工作可以在境外以低成本順利完成，而且沒有質量問題”。但是，傳統法律服務的優勢及現有制度規定正在對法律外包服務的未來發展形成挑戰。
規模越大的公司需要的法律服務越高端，而法律外包企業往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法律服務。通用電氣公司副總法律顧問珍妮·達申佐表示，即使要付出不菲代價，公司仍將繼續去大公司找律師尋求法律幫助，這些律師中有各領域的專家、世界級思想領袖和最好的訴訟律師和調解律師。另外，相關制度規定與法律外包服務的發展仍不相適應。印度法律不允許印度法律外包公司雇員給予西方客戶法律意見。然而，目前印度法律外包公司已在執行很多美國律師事務所初級律師的職能。
不過，西方律師行業對法律業務外包的接受程度正在逐漸提高。那些跳到法律外包公司的西方律師雖然各有初衷，但他們幾乎都有一個相同的原因，就是在外包公司能夠建立更多業務，并從事管理工作。
謝利·達爾林普曾是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公司的合伙人，2007年她辭職來到印度，成為UnitedLex公司全球訴訟業務部高級副總裁。該公司是一家在美國、英國、以色列和印度設有辦事處的法律外包公司。她說，法律外包行業起初是由企業驅動，企業推動律師事務外包來節約成本，如今西方律師事務所開始接受這個行業，并為其帶來很多管理創新。例如，西方律師事務所要求印度法律外包公司為他們建立專門的律師團隊，并提出可以根據客戶公司業務量來簽署合同的建議。
不過，并非每一位西方律師都能夠很好地適應印度環境及法律外包工作。一些人主要是難以適應身份的轉變和業務的轉型。例如作為訴訟律師，一些律師多年來幾乎都在獨立工作，如今要過渡到組織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尚有一定難度。據估計，大約5%的西方律師因不能適應改變而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