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亞洲最大的兩個軟件外包基地，中國和印度的軟件業戰略和企業運營情況經常被外界拿來對比：一方面，印度在語言方面有天然優勢，并在軟件業的較早起步中獲得一種領先優勢；而中國的軟件業伴隨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似乎在人才和區域發展方面更有優勢。而當中國的第十二個五年計劃開始啟動，軟件業戰略作為信息產業的重要部分又被放置在眾多的焦點之下，此時，與我們的鄰居――印度的對比又會使我們獲得哪些啟發呢？
BPO，還是KPO？
BPO還是KPO？這是個問題。―當中國的軟件外包走到新階段，對于道路大方向的選擇成為最關鍵的問題。
軟件外包業務按照業務層級由低到高，可以分為ITO、BPO、KPO等外包形式。其中，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外包內容包括信息技術基礎設施、互聯網應用、信息管理、軟件開發、網絡、計算機硬件保養維護在內的委外業務；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則包括業務流程經拆分后的數據信息采集、集成、分析委外業務，被通俗的理解為照章辦事”形式，即被動地為客戶提供業務流程的外包。而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則是源于印度公司對軟件外包業務的開拓性創新：它外包內容包括技術密集的、以知識勞動為主的行業知識流程外包，有可能主動地為客戶提供創造價值的外包服務。在信息產業之外，ITES成為一種走向行業縱深的服務類型，它包括信息技術驅動的外包服務。ITO、BPO和KPO無縫聯合提供服務，進入行業縱深領域，為客戶提供增值的全面解決方案。
實際上，從理論上講，KPO服務范圍涵蓋實際很廣，包括研發、業務及技術分析、學習解決方案、動漫與設計、商業和市場研究、醫藥和生物技術、醫療服務、寫作和內容開發、法律服務、知識產權(IP)調查、數據分析、網絡管理、培訓和咨詢等等。從ITO到BPO再到KPO，表示了軟件服務外包從低端代工到高端創新的過程，也代表著利潤從低到高的演變。
值得注意的是，外包不再僅僅是降低勞動力成本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改變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使其更加靈活和高效，以便更好地應對外部市場的挑戰和競爭。外包服務商的角色已經從單純的來料加工演變成一種BPR(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企業流程再造)，幫助客戶改造工作流程，在提高客戶工作效率的同時，使得外包的工作更加平滑。
但是，在我國的軟件外包業務中，BPO甚至ITO中的部分業務仍然是占主要份額的外包業務形式，KPO占比較小的份額。而就在這些較小的KPO業務中，包括印度在內的國外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還占了相當部分。
大連外包產業通過10年的發展，正在逐步實現產業升級，外呼中心、等低端外包業務已經逐漸轉移出去，留下來的是嵌入式開發、信息集成等ITO以及BPO業務”，大連市副市長戴玉林向記者表示，通過幾年的發展、調整，大連已經完成了對軟件外包的一定升級，但BPO業務仍然是主力所在。
以山東省2009年的數據為例，與2008年相比，山東省的服務外包總額大概增長127%，在山東全省離岸外包總額中，ITO占63.6%，BPO占23%，KPO占13.4%。而對比我們的印度兄弟，在2008年，即有機構對印度的KPO給出了樂觀預測：2008年底，一份印度商業和產業聯合會的報告認定，到2012年，KPO市場達到100億美元，每年增長25～27%。以金融市場的KPO為例，市場調研機構Evalueserve的報告推斷，到2010年，印度該行業將獲得KPO外包行業的70%以上的市場。
實際上，對KPO市場的占有，意味著在價值鏈上，占據了利潤高的一端。大連一直說要做中國的班加羅爾，2009年我第二次到印度班加羅爾考察，發現這些年來印度外包產業的發展非常快。據我們測算，大連的外包規模是印度的15～20%，而我們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10～15%不到。”從這兩個數字可以看出，印度占據了利潤的更高端。這說明，從BPO到KPO的產業結構升級，是提升軟件外包收入的根本途徑。
是繼續BPO之路還是走向高端的KPO業務外包業務？這是擺在中國軟件業面前的重要議題，這個選擇甚至關系到未來幾年中國在世界軟件外包業務中的角色問題。而從目前狀況來看，BPO仍然是中國軟件外包的主要形式。為什么我們沒有達成走KPO路線的共識？在向高利潤端轉化的過程中，關鍵的瓶頸在哪里？
人才瓶頸
我們的瓷器活不少，但是金剛鉆太少了”，―戴玉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道，大連在國內沒有競爭對手，現在國內有很多城市都將重心轉向外包，在創造好的環境的同時，要看服務是否跟得上。目前中國軟件外產業并不缺訂單，缺的是足夠的人才。”―我們暫且拋開BPO和KPO的區分與抉擇不談，由于在軟件外包業務當中流程的控制越來越需要有廣泛教育背景和豐富工作經驗的專家們完成，對人才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對軟件服務外包作為信息產業重頭的各國來說，人才問題都成為一個重大瓶頸：軟件和解決方案的完成越來越要求專家們對某一特殊領域、技術、行業或專業具有精準、高級的知識。
而對于印度來說，實際上，由于近年來外包業本身爆炸式增長也造成了人才的匱乏，這已開始影響印度外包業的服務質量，許多歐美公司紛紛撤回在印度的呼叫中心業務。在這種情況下，有較大人才基數的中國成為歐洲、美國尋找軟件服務外包的下一個集結地。
而就中國的人才成本來講，一直為外界評論的較低的人才成本”并不完全是中國作為軟件外包基地突破人才瓶頸的優勢。塔塔咨詢(TCS)首席執行官Chandra就認為，他們在中國廣設分支機構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國本地所謂的低成本人才造價”：從成本來看我不認為中國軟件業的成本低于印度。也許就薪資方面可能中國的人才市場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由于軟件業務對知識、經驗的要求越來越高，對此的培訓業成為成本核算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應該用全面的視角看。我們對中國本土人才非常滿意，但面向更高層次的人才培養也是我們的目標之一。現在，塔塔在中國的雇傭人員數目約為1200人，我們希望最終能夠達到5000人。”
人才瓶頸已經成為中國和印度這兩個軟件外包大國共同面對的長期挑戰。而人才水平之外，基礎設施和政策支持環境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就基礎設施的比較，中國基礎設施的飛速發展使得這一點成為中國軟件外包城市的優勢。
此外，軟件業務的監管和支持部門的改變，也體現了中國隊軟件外包業務的重視和戰略改變：以中國軟件外包城市大連為例，2009年底，大連市市委市政府將軟交會的執行單位――大連市軟件交易中心劃歸至大連市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局管理，形成了對軟件外包產業的戰略提升。
如何從BPO走向KPO？如何實現軟件外包產業的高利潤升級？對人才和區域優勢的把握，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經常被西方經濟學家拿來做對比的亞洲兄弟，在軟件外包業務發展的標志性時期，總能給我們以真切而警醒的提示，而對于將來中印兩國的軟件格局，甚至中國在世界軟件業中的位置，還是取決于我們對這些啟示的真正理解和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