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份，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投資額逆勢而行，不降反升，同比增長31%。“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內資企業的投資。這兩年內資企業投資增長的比例更大，外資雖然也在增長，但是增幅不如以前。”李勇說，“由此我們把過去比較側重外商投資調整到現在的國企、民企、外企投資并重”。

　　在商務部最近關于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投資環境綜合評價總指標上，作為中國最早的經濟技術開發區之一，天津開發區連續11年位居第一名。這兩年天津開發區又提出構建“中國新經濟平臺”的概念。

　　李勇說：“基于天津開發區已有的產業基礎，并根據當前形勢的發展變化，我們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調整過去的發展思路，提出了這么個概念。”“‘新經濟平臺’就是外據資源、內升動力，承接新的經濟要素、承接新產業，促進新產業的發展，由過去單純的投資拉動向依靠科技、人才拉動轉變，由消耗資源向致力于科技帶動轉變，根據形勢變化和產業發展，調整和完善我們的投資環境。具體的經濟發展思路，是做好‘二二二三四’”。

　　李勇告訴記者，第一個“二”就是做好存量和增量兩篇文章：“‘存量’是現有的企業工廠，‘增量’是吸引新投資。”

　　第二個“二”是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兩個產業。“要由過去單純的制造業為主，向現代服務業發展，同時繼續做大做強我們原有的制造業。過去我們的二三產業比重甚至不到二八開，這兩年我們逐漸加大第三產業的比重。”李勇介紹道，天津開發區的現代服務業主要是基于老產業基礎上的生產型服務業，另一個就是ITO、PBO等外包服務業，還有金融服務業。

　　第三個“二”是投資拉動和科技驅動并重。“由過去單純的投資拉動向致力于人才、科技拉動轉變，同時堅持‘兩個輪子’、‘兩個驅動’，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三”就是堅持外資、國資、民資三資并重。

　　“四”就是除了開發區以外，還有東西南北四個拓展區。

　　天津開發區由傳統制造業向現代服務業的轉變過程中，外包服務業是其重要引擎。“天津是商務部批準的全國第一批外包服務基地城市，我們開發區又是基地城市示范區，為此我們專門制定了《現代服務業發展規劃》和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的產業政策。”李勇說。

　　“在財政上，我們每年大概要預算一億人民幣作為支持服務外包業的扶植資金。此外還有政策支持，鼓勵外包服務企業的生產和投資，對企業租用辦公室和研發地點進行補貼，返還外包服務人才的個人所得稅，給人才提供良好的居住環境，像我們建了很多白領公寓等等。”

　　李勇給記者舉例道：“天津開發區的服務外包主要是ITO、BPO，去年計算機和軟件服務營業額增長1.9倍，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產業導向。像騰訊在我們那兒投資好幾億美金建了IDC，大概能容納10萬個服務器，這是中國北方最大的IDC。”

　　在談到和全國其他外包服務基地有什么區別時，李勇說：“你說索尼的電視機和夏普的電視機有什么區別？沒有太大區別，都是電視機嘛。所以從大概念來講，都差不多。差異主要在于市場分布，我們面向的是環渤海、京津冀市場。”

　　“另一個差異，就是我們的特殊優勢———我們原有的制造業基礎，這是我們的強項。去年我們制造業銷售額大概是3700多億人民幣，對服務業的市場需求很大。”

　　“此外，我們和北京優勢互補，在吸引人才方面得天獨厚。除了天津本地的大專院校優勢，我們的企業成本和生活成本比北京低得多，隨著京津兩地高鐵、高速公路的開通，很容易能把北京大專院校的人才吸引過來，可以說在人才庫(0.7,0.00,0.00%)方面我們占優勢。”

　　為了更好地發展服務外包業、改善投資環境，李勇指著開發區的規劃地圖對記者說：“我們把開發區最后一塊寶地規劃建成了服務外包產業園，不搞制造業。同時和大連軟件園公司合作，合資開發建設服務外包基地。大連在國內的軟件外包領域做得比較先進，我們同它合作，有利于吸取經驗、吸引客戶。”

　　當問道會不會同國內其他外包服務基地產生同質競爭時，李勇答道：“我們的定位既不是低端制造業的服務外包，比如呼叫中心項目，也不可能和北京、上海等去爭高端市場、高端項目，我們基本上定位在中端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