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一輪國際國內產業轉移正在加速，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積極承接國際國內產業轉移，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競爭力增強，是重慶市深入擴大開放、加快建設內陸開放型經濟的重大戰略舉措。在分析國際國內產業轉移的階段性特征基礎上，結合新形勢新要求，從重慶市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特殊市情出發，剖析現狀及趨勢、存在的主要問題，力圖找準解決問題的突破口和有效途徑，提出切合實際、行之有效的對策措施和政策建議。
一、國際國內產業轉移的階段性特征
產業轉移是由于資源供給或產品需求條件發生變化后，某些產業從某一國家或地區轉移到另一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行為和過程。產業轉移是以企業為主導的經濟活動。產業轉移分為國際產業轉移和區域產業轉移，前者指的是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后者指的是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
產業轉移理論源于美國經濟學家弗農的工業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劉易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理論。產業轉移理論認為，區域經濟的發展取決于其產業結構的狀況，而產業結構的狀況又取決于地區經濟部門特別是其主導產業在工業生命周期中所處的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階段的變化，生產活動逐漸從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轉移，而這種梯度轉移過程主要是通過多層次的城市系統擴展開來的。產業轉移理論以不平衡發展規律為基礎，承認區域間不平衡的現實，認為條件好的地方應較快地發展起來，并通過產業和要素從高梯度到低梯度的轉移，帶動條件差的地方發展。產業轉移理論主張發達地區應首先加快發展，然后通過產業和要素向較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轉移，以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這一理論把經濟效率放在區域發展和生產力布局的首位，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制定地區發展戰略時具有重要意義。
產業轉移是開放經濟下國際分工的結果，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產物。產業轉移往往以投資形式出現，但本質上是現有生產能力在空間上的整體或部分轉移。產業轉移一般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進而到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主要是從發達國家向次發達國家，再由次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地區)漸次推進。目前，國際產業轉移的浪潮已經成為當代并且必將成為今后不同發展水平國家或地區之間經濟關系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征。
（一）國際產業向我國轉移的階段性特征
國際產業轉移促進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加快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全球化。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國際上先后大致經歷了三輪產業轉移：一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將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向日本、聯邦德國等國轉移，集中力量發展半導體、通訊、電子計算機等新興技術密集型產業；二是20世紀60、70年代，日本、聯邦德國等國轉向發展集成電路、精密機械、精細化工、家用電器、汽車等耗能耗材少、附加值高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亞洲“四小龍”等獲得了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良機，實現了由進口替代型向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轉變；三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全球產業結構進入了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廣泛應用為特征的結構調整期，出現了美國、日本和歐洲發達國家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一般技術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趨勢，特別是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和世界電子信息產品的制造向中國轉移的趨勢。通過幾次大的國際產業轉移，全球產業和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從結構提升階段向要素優化階段的轉變，處于擁有現代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經濟主導型要素的階段，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也進入了承接重化工業轉移階段。
進入新世紀，國際產業轉移方興未艾，并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越來越向高新科技產業、服務業方向發展；二是國際產業分工向產品內分工延伸，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由生產環節向研發環節和品牌營銷環節轉移，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由下游生產環節（終端的加工組裝）向上游生產環節（關鍵零部件生產）轉移；三是產業轉移方式趨于多樣化，國際產業結構突破原來單一的直接投資模式，跨國間的企業收購和兼并迅速發展，并逐漸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方式，過去10多年來平均占跨國投資總額2/3以上；四是產業轉移規模迅速擴大，發達國家為了贏得全球經濟競爭的優勢，紛紛以國際產業轉移為手段，進行大規模結構重組和升級，從而引發了世界范圍產業轉移浪潮；五是跨國公司日益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主體，跨國公司控制著50%以上的國際貿易額，90%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資，80%以上的新技術、新工藝、專有權和70%的國際技術轉讓。它們依靠雄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優勢，實行全球投資，進行跨國、跨地區、跨行業的生產和經營，推動全球資源的優化配置。
改革開放以來，在國際產業轉移浪潮中我國大致承接了三次。第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我國抓住國際上以輕紡產品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歷史機遇，加快了輕紡產業升級換代步伐。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我國抓住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的難得機遇，極大地促進了機電產業發展和出口。第三次是世紀之交，我國抓住加入WTO帶來的新機遇，新一輪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生產制造環節大規模向我國轉移，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灣、福建沿海地區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信息產業基礎。經過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發展，我國在全球生產要素優化重組和產業轉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已成為東亞區域產業循環中梯度轉移的主要承接者，并通過日益擴大的國際產業轉移承接規模，向世界“制造中心”邁進。
（二）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階段性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地區利用率先開放和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抓住發達國家和港澳臺地區產業轉移的機遇，承接發展了大量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加工工業，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發展，而且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東部地區資本相對飽和，本地市場已難以滿足資本增值的需要，加之土地、勞動力、能源等生產要素供給趨緊、產業升級壓力增大、企業商務成本居高不下、資源環境約束矛盾日益突出等問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和升級成為必然。東部沿海地區已經越過初級工業化（輕紡工業化）階段，開始邁入高級工業化（重化工業化）階段，需要完成從規模擴張向結構提升的轉變，加工工業和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騰籠換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趨勢日趨明顯。
總體上看，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呈現出以下個特點：一是產業轉移規模越來越大。據測算，到2010年，僅廣東、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轉出的產業產值將達到14000億元左右；二是轉移的產業主要以加工制造業為主，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轉移的勢頭強勁；三是對資源能源依賴較強的上游產業轉移趨勢明顯；四是來源地相對集中，大都來自長三角、珠三角、閩三角等地；五是與東部地區相鄰且交通運輸條件較好的中西部省區，在吸引產業轉移方面占據明顯優勢。
目前，東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已經漸成氣候，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這種趨勢還會繼續加強。一是產業轉移的層次會逐步提高，產業轉移的重點由以前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化；二是生產能力轉移不再是個別企業的孤立行為，產業轉移從原來的單個項目、單個企業，或者說是單個產業，轉變為包括產業的整體性轉移。不同產業之間的相互整合，也從單純的制造業向制造業、服務業和研發業轉移，轉移的領域更寬、更大；三是產業轉移的主導角色轉變，從政府的主導作用向企業主導作用轉變，企業主導作用越來越強；四是產業轉移既給中西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機遇，也提出了挑戰。傳統產業采取梯度方式，主要著眼于勞動力優勢與區位優勢；而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型產業轉移以跨越方式，更注重承接地的技術、人才、研發能力等綜合優勢與信息基礎設施、體制條件等，這使得承接地機遇和挑戰并存。
二、重慶承接國際國內產業轉移的現狀及特征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重慶直轄以來，始終堅持擴大對內對外開放，緊緊抓住直轄效應、西部大開發、三峽庫區移民遷建等重大機遇，積極營造承接產業的良好環境，不斷創新思路和舉措，著力招商引資，國際國內產業向重慶轉移產業規模逐年增長、層次逐步提升，并呈現出加速的態勢。
（一）重慶承接產業轉移的總體情況
1.國際產業轉移方面，直轄以來，重慶市累計新批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項目2246個，簽定合同金額99.47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48.50億美元。特別是2004年以來，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加快增長，2007年創下10.85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截止2007年末，世界500強企業有93家落戶重慶。
從行業看，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領域。據統計，制造業累計簽訂利用外資協定1155個，占全市44.3%；合同金額38.99億美元，占全市32.9%；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20.53億美元，占全市42.3%，在全市外商投資中均居行業首位。從發展態勢看，制造業實際利用外資呈現出高開―調整―逐步回升的態勢，1998年達到2.47億美元，隨后持續回落，在經歷2003年谷底以后開始穩定上升，2006年達到2.96億美元，創直轄以來最好水平。今年以來，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出現井噴，前5個月達到3.74億美元，超過2007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長3.93倍。德國巴斯夫MDI項目協議利用外資45億美元，是1997―2007年全市制造業外商協議投資額的1.15倍。經過直轄十年打基礎、建平臺，重慶承接產業轉移的優勢進一步凸現，外資加快涌入的態勢十分明顯，標志著外商投資重慶制造業已進入一個嶄新階段。
2. 國內產業轉移方面，2007年重慶市實際利用內資首次突破400億元，是直轄前1996年的12.6倍，年均增長25.9%，直轄以來實際利用內資累計達1337.30億元，與國內其他省市的經濟聯系合作進一步加強。從產業類別看，以第二產業為主，1997―2001年，全市第二產業利用內資一直保持平穩增長態勢，2002年出現大的突破，比上年增長26.0%，且增勢不減，2007達到歷史高點223.26億元，是1996年的21.2倍，年均增長32.0%，高于全市利用內資增幅6.1個百分點，海爾、格力、美的、長虹、康佳、中國普天、中集、云天化、如意、福耀等國內一大批知名企業（集團）相繼落戶重慶。
（二）重慶承接產業轉移的結構特點
1.國際產業轉移
①從產業看，集中在房地產和制造業。直轄以來房地產累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7.03億美元，占全市實際利用外資35.1%；制造業累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20.53億美元，占全市42.3%，房地產和制造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接近全市80%。嘉陵、建設、慶鈴和長安等企業與外資合作較早，使得汽摩業成為重慶開放度最高的產業，占據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半壁河山。未來一段時間里，重慶市第二產業利用外資仍將保持主體地位，但隨著國家逐步放寬金融、保險、商業等領域對外商投資的限制，第三產業利用外資比例將有較大幅度提升。
②從區域看，“一小時經濟圈”承接份額較大。近幾年重慶利用外資上了一個新臺階，但分布極不均衡，具有高度的聚集特征。“一小時經濟圈”仍舊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地區，實收外資占全市比重接近90%，尤其以渝中區、九龍坡區、江北區、沙坪壩區為主。
③從國別和地區看，主要來源于我國香港和日本、美國。近年來，來自歐洲的投資逐漸增多，其中來自英國的投資1.12億美元，占全市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5.2%。隨著茂德“811芯片”項目落地，臺灣在渝投資呈現出后來居上的態勢。一般地說，來自香港的資金偏好房地產投資，而歐美、日本資金主要投向制造業。
2.國內產業轉移
①從區域看，“一圈”占全市常住人口60%、GDP總量77.8%、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89.1%，是承接國內產業轉移的核心地區，該區域實際利用內資約占全市78%，“一圈”與渝東北、渝東南承接產業轉移為78.0:14.4:7.6，“兩翼”明顯較弱。
②從來源地看，主要來源于東部地區，且近年來所占比重進一步提高。1996年來自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占重慶實際利用內資的67.1%，為22.9億元。2007年這一份額提高到76.4%，而來自于中、西部地區的內資只占23.6%。
圖1 按來源分組的的重慶內資利用結構
③從產業看，以第三產業為主，但近年來第二產業比重明顯提高。直轄以來第三產業累計利用內資占全市53.8%，占內資總量比重由1996年68.3%降至2007年47.2%，而第二產業比重由30.9%提高到51.9%。
圖2 按產業分組的重慶內資利用結構
三、重慶承接產業轉移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承接產業轉移數量少、規模小，對經濟拉動作用不明顯，與東部地區存在較大差距，與西部省區相比也不具優勢
一是外商投資企業數量少。2006年重慶注冊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有1360家，僅占全國0.5%，在各省市中排第23位、西部第5位。西部外商投資企業數量最多的四川有4491家，重慶不足四川的1/3。
二是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小。2007年重慶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僅占全國1.5%，比GDP占全國比重低0.1個百分點。重慶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排在全國第22位、西部第4位，與直轄前1996年沒有變化。據不完全統計，截止目前世界500家最大企業已有400多家來我國投資，但來渝投資企業卻僅有93家，不到1/5。
三是外資對經濟拉動作用弱。2007年重慶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市固定資產投資2.4%，低于全國水平1.4個百分點，工業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市工業投資的2.2%。2007年四川省引進國內外資金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達到38%，比重慶高22個百分點。
第二，外資區域分布不平衡，產業投向不盡合理
由于區域內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使得外資的區域性擴張遇到了一定的障礙，“一小時經濟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到近90%，內資也占到近80%，而“兩翼”欠發達地區，受各種條件制約，吸引外資十分薄弱，這種失衡局面對于城鄉統籌、區域協調發展顯然不利。
從產業投向看，農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低于1%，實際利用內資也僅1%左右。投向工業所占比重最大，投向第三產業次之，而且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2007年，房地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市第三產業實際利用外資的85.2%，利用內資占75.8%，而城市公用事業、教育衛生、金融、社會中介等服務行業投資明顯不足。尤其是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近些年巨額的政府性資本投入對外資產生了明顯的“擠出效應”。外資投向地區結構和產業結構不盡合理，表明重慶市通過利用外資來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布局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實現，相反卻加大了地區差距和發展的不平衡。
（三）現代物流業發展相對滯后，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重慶市物流業規模小、形式單一，且局限于整個流程某一段，缺乏一體化服務供應商，沒有形成社會化供應鏈，不能有效降低物流成本。長江黃金水道作用發揮不充分，現代物流基礎設施建設仍然較為滯后，高速公路里程占全區域公路總里程比重，東部地區高達20%，中部地區0.9%，西部地區0.6%，重慶為1%，重慶物流業發展的硬件“瓶頸”明顯存在。由于遠離沿海港口，公路、鐵路出海路程較遠，物流成本明顯較東部地區高，加上港口和鐵路搬運、裝卸等服務收費較高，更增加了外商投資的成本，使很多外商望而卻步。據調查，重慶高速公路收費遠高于其他城市，其中一類車路橋費大約2300元/年，是成都同類車型的6倍，也高于上海、珠海等城市。從港口綜合費用看，重慶港裝卸費644元/TEU，比上海港高38%，比武漢港高143%，比四川瀘州港高1倍；堆存費為上海的1.5倍，瀘州港的2倍。
（四）產業基礎雖好但未形成綜合配套能力優勢
重慶是一個傳統的老工業城市，工業門類齊全，已基本形成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建筑建材及醫藥化工等支柱產業，具備一定的產業基礎，但產業整體實力仍然較弱，缺乏較強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特別是在著力培育的新興產業如電子信息、軟件、材料、裝備制造、生物醫藥等，更是缺乏龍頭企業帶動力強、配套企業相互銜接、關聯企業緊密對接的完整產業鏈。許多外商反映，轉移企業難以找到合適的配套企業，一些當地的產品或原料又常常達不到轉移企業的要求，企業所需的零配件仍需要到東部地區或國外采購，這必然增加企業負擔，抵消在渝企業土地、資源、勞動力等成本方面的優勢。勞動力也缺乏專門培訓和專業素質，需要提高，特別是高端的技術、管理、金融、經貿人才十分匱乏，制約了高端產業的發展。
（五）發展軟環境特別是政務環境改善不夠
從政策方面看，與沿海及周邊比較，在一些政策上不具優勢，如與上海高新技術、現代服務業方面的政策，與四川在產業承接方面的政策；政策落實不夠，一些市里出臺的優惠政策沒有落實，惠普、大正等企業反映市里的出國勞務助業貸款備用金、軟件及信息服務外包的獎勵補貼政策等沒有落實；政策針對性不強，缺乏對大項目、大投資和先進要素具有吸引力的政策，需要出臺那種有分量、一目了然的政策性文件；政策執行不靈活，過分講程序，強調照章辦事。
從政務環境看，政府職能還未根本轉變，管理越位、錯位、缺位問題還較為突出，“事難辦”仍在一定范圍內不同程度地存在；各職能部門之間的協調不夠，合力不強；在一些外資項目的推進中，不少職能部門習慣被動辦事，不積極主動為外商協調解決問題，存在應付、講形式的情況；政府部門權力意識偏重、服務意識較差，審批項目復雜且環節多。在招商引進上，缺乏專門機構和專業化招商隊伍；缺乏創新的招商手段和措施，專業性招商知識很少，項目庫建設不規范且滯后，無法滿足客商咨詢需要等。此外、法制環境、經營環境、生活環境、人文環境等方面也有不少有待改進的地方。
（六）思想不夠解放、認識不到位，對招商引資加快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缺乏動力和壓力
我們一直在強調解放思想、擴大開放，但與沿海比，我們思想解放程度還不夠，缺乏敢為人先、開拓創新的精神。凡是書上沒寫的，文件上沒有的，領導沒講的，就不敢大膽闖、大膽試。沿海地區，國家沒有規定不能搞的，政府就允許搞；在重慶許多地方，國家沒有規定可以搞的，政府就不讓搞。在為什么開放、如何開放的問題上，仍有不少同志思路不清、辦法不多、作風不實，只停留在口頭上，缺乏具體有效的措施。一些招商活動“雷聲大、雨點小”，協議簽了一大堆，但許多資金和項目卻遲遲難以落地。一些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好的區縣對招商引資的熱情不高，準備不足、力度不大、措施不力。不少貧困區縣仍習慣于把精力放在向市里爭資金、爭項目上，不愿主動走出夔門，大氣魄承接國際國內和市內產業轉移。
四、推動重慶加快承接產業轉移的對策建議
當前，發達國家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已成燎原之勢，外資西進、內資西移，外資看好西部，也看好重慶，重慶市正面臨著通過吸納國際國內生產要素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機遇。但是，這一機遇具有較強的時限性和空間選擇范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次性洗牌”的性質，持續時間并不會很長，機遇稍縱即逝，失不再來。如果坐失良機，重慶在未來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中就可能長期處于被動地位。能否抓住這一機遇，在更大范圍、更高水平上參與國際國內分工和資源優化配置，加快推進內陸開放型經濟建設，進而促進“314”總體部署的全面落實，推動經濟社會實現更快更好發展，關鍵在于全面提高重慶市承接產業轉移的競爭力。
（一）思想觀念要“新”
網絡時代的競爭是思想的競爭，思路決定出路。重慶作為欠發達地區，要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就必須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可以說，解放思想的空間有多大，擴大開放、改革發展的空間就有多大。在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的今天，任何一個國家、地區都不可能在封閉的環境中發展，只有解放思想，擴大開放，我們才能吸引更多的資金、人才、技術，才能承接發達國家、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直轄以來縱向看重慶發展很快，橫向比差距越來越大，按照“314”總體部署，重慶的發展任重而道遠，要增強廣大干部群眾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激發出強大的內生動力。重慶“加快”“率先”必須創新突破，走一條超常規發展道路。只有在改革創新上“率先”，才能在加快發展上“率先”。要勇于突破思想觀念上的桎梏和條條框框的束縛，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對待改革創新不爭論、少爭論，鼓勵創新，寬容失敗，多干少說，干了再說，把解放思想動力真正轉化到具體實踐中，體現到扎實的效果上。創新需要智慧和勇氣，更需要海納百川的胸懷，對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基礎設施項目和公共設施產業中國家法律政策沒有明確禁止的，地方國有金融企業在國家限制政策之內的，一律對外開放，努力把重慶建設成內陸開放型經濟，以大開放促進重慶跨越式發展。
（二）發展環境要“優”
要從“率先”和“加快”的戰略高度，深化對投資環境重要性的認識，大力倡導環境競爭力決定著發展的競爭力，抓環境建設就是抓經濟發展。當前投資環境存在的主要矛盾已從硬環境逐步轉向軟環境。改善投資環境，必須高度關注政府在改善投資環境過程中的作用。從最近幾年的經濟發展態勢看，我國不但存在產業由東向西進行梯度轉移的問題，在觀念和政府行為模式上也存在梯次傳播和學習的過程。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著力打造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進一步加強審批事項改革，減少政府審批項目，優化辦事流程。深化投融資、土地、資本、勞動力等體制改革，為市場主體和資源、信息、技術、人才、各類生產要素的自由暢通流動創造條件，營造“安商、親商、富商”的良好氛圍。積極利用各種有利政策，搶占承接產業轉移先機。對已出臺政策進行全面梳理、整合，使之產生疊加效應，同時加強督查，確保已出臺的各項政策逐一落實到位。針對新形勢新要求，認真研究重慶市產業發展現狀、特點、趨勢和國際國內大企業的投資動向，出臺有針對性、操作性強的新政策，特別是圍繞引進大項目、大企業、大投資，強化政策支持，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使重慶市成為西部地區乃至全國的“政策洼地”。
（三）招商引資要“專”
依托園區實行專業招商、網上招商、中介招商、委托招商等多種招商方式，積極構建設社會化、專業化、市場化的招商網絡。著眼于充分發揮重大項目的龍頭帶動作用，圍繞基礎設施建設、傳統產業改造、承接國際國內產業轉移和新興產業發展，按照大產業鏈策劃一批大項目，以大項目吸引大資金、配置大資源、發展大產業、打造大集團。對重大項目實行分級跟蹤負責，對項目合同履約率、資金到位率、項目成功率，實行績效評價。建立與中外500強“一對一”、“點到點”的聯系機制，強化產業鏈招商，達到引進一個、帶動一批、輻射一片的效果。建立招商引資網絡信息平臺，將一些重要國家、地區的知名企業名單、市場信息、投資項目、投資意向面向社會發布，促進雙方合作交流。設立專門的招商引資機構，組建素質高、業務精、能力強的專業招商隊伍，推廣專業小分隊招商方式，實行專業化招商，并在一些重點國家和地區建立專門的招商引資機構。充分發揮市政府駐外辦事機構招商引資作用，幫助提供招商引資信息，為投資合作牽線搭橋。在財政預算中列出招商引資專項資金，主要用于組織招商活動、搭建招商信息平臺、建立項目庫、擴大對外宣傳等方面。
（四）承接產業轉移要突出“特”
承接產業轉移要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合理引導外資流向，促使產業項目布局、園區發展與各地優勢更好地結合起來，形成地區間產業合理分工、資源優化配置、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格局。圍繞重慶市五大支柱產業、九大產業集群發展規劃和完善城市功能定位，打造千億級產業鏈和百億級企業集團，列出產業配套“清單”，有針對性地引進缺失鏈條、補強薄弱鏈條、提升關鍵鏈條。強調走專業化、規模化道路，細分產業鏈中的某一環節或某一產品為主攻方向，通過內聯外引促進形成一批大中小企業相互配套，關聯度大、帶動力強、輻射面廣、集約化高的優勢產業集群，促使承接產業轉移和產業發展良性互動，提升重慶產業的綜合實力。
（五）園區招商要體現“集”
按照項目集中、產業集群、資源集約、功能集成的思路，以北部新區、西永微電子園、長壽化工園和各級開發區為載體，提高項目承載能力和投資強度，促進優質資源、先進要素向功能區聚集。鼓勵園區承接帶動力強的大型龍頭企業，發揮以商招商作用，以大項目、大企業帶動產業鏈的轉移，引進與之配套的中小企業和關聯機構，形成優勢產業集群。對有利于形成產業鏈和明顯集聚效應的開發園區，優先納入市重點產業發展規劃布局，在重大項目推薦和配套項目安排上給予重點支持，對推動形成產業鏈的關鍵企業或產業集群的核心企業，土地按規定公開出讓，根據外資到位額或注冊資本大小給予優惠或補助。鼓勵區縣興辦特色開發園區，在基礎設施及功能配套設施工程項目上給予支持，培育支柱產業，形成特色經濟板塊。積極探索新的辦法，創造新的優勢，吸引東部沿海地區各類投資主體來渝興辦產業園區，建立“飛地經濟”。通過政策扶持和生產要素傾斜配置，努力承接產業鏈或產業集群整體轉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