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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服務外包大潮洶涌中國如何避免邊緣化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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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服務外包是產品內分工原理對服務業生產方式以及其他行業服務性投入流程進行重組和變革的產物,由此推動的服務業國際轉移對改寫全球經濟版圖,以及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選擇,都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目前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相對落后,需要用當年參與制造業國際轉移的認識理念和緊迫感,實行必要政策調整以開創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新局面。

  雖然我國參與國際服務外包已取得初步成績,然而現實發展水平無論與我國參與國際制造業產品內分工深度比較,還是與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比較成功的印度等國比較,都存在相對不足和落后問題

  如果我們不能有針對性地分析原因,采取對策,從而盡快改變相對增長勢頭不足的態勢,我們就有可能面臨在新一輪服務全球化浪潮中被邊緣化的風險

  1 開放發展背景與國際服務外包關系

  受國際產業轉移本身規律以及我國地緣區位等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當代經濟開放成長較早階段主要伴隨承接國際制造業轉移的主題展開,對服務外包則是在比較晚近時期逐步提上議事日程。

  從相關政策和國內企業成長過程看,我國有關服務外包的認識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上世紀90年代初步探索的階段,二是新世紀最初幾年側重發展軟件產業和鼓勵軟件出口的階段,三是最近幾年決策層和較多企業對服務外包重要意義逐步形成共識的階段。

  通過過去十多年的逐步發展,我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領域已經取得初步成就,表現為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已達到一定規模;形成一批初步具備承接較大規模國際服務外包業務能力、在某些特定市場上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本土企業;在一批城市和地區把承接服務外包確定為優先發展產業之一,并在政策上給予各種優惠鼓勵;政府主管部門、地方政府、業內機構和企業合作,推廣服務外包活動日趨活躍。

  雖然我國參與國際服務外包已取得初步成績,然而現實發展水平無論與我國參與國際制造業產品內分工深度比較,還是與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比較成功的印度等國比較,都存在相對不足和落后問題。這一行業一段時期呈現的“樂觀預期與現實表現反差現象”提示,如果我們不能有針對性地分析原因,采取對策,從而盡快改變相對增長勢頭不足的態勢,我們就有可能面臨在新一輪服務全球化浪潮中被邊緣化的風險。

  服務外包作為當代產品內分工和經濟全球化新潮流的重要表現,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道路和戰略選擇具有重要意義。我國近30年實行改革開放方針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在與外部世界融合基礎上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構成經濟起飛的重要動力來源。一段時期我國在參與國際制造業產品內分工領域表現出色,然而如何利用服務外包時代條件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發展也是具有全局意義的重要實踐課題。

  2007年國務院發布加快發展服務業7號文件,指出我國將大力發展國內服務外包與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國內和國際兩類服務外包相互聯系和影響,然而在投入要素組合、發展制約條件以及政策配合方面又各自具有特征屬性和差異性要求。

  過去近半個世紀經濟全球化潮流演變階段的特點和一般規律,可以從制造業與服務業離岸外包轉移推動國際分工深化和生產方式變革中得到概略觀察。美國1964年實行9800稅號,鼓勵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工序向國外轉移,標志著當代制造業國際產品內分工和外包的興起;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通過實行外向發展戰略,承接制造業工序轉移,實現當代制造業產品內分工和外包第一波浪潮。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亞洲四小龍已經成功實現產業階段性高度化,需要把部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加工工序轉移到境外,推動形成第二波國際制造業產品內分工與外包浪潮。我國利用“文革”后發展戰略重新選擇與第二波制造業產品內分工重組在時點上大體契合的歷史機遇,通過實行經濟特區和吸引外資等政策,開辟出與計劃經濟封閉模式本質不同的開放成長新道路。

  就制造業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格局而言,部分地區在很多制造業產品最終組裝以及簡單零部件生產環節仍保持比較優勢的同時,比較發達地區產業結構開始向某些資金和技術密集度較高的基礎零部件甚至關鍵零部件轉移,在某些特定產品和生產區段我國最前沿企業已開始進入培育自主品牌、重視關鍵技術研發的新階段,構成近年提出自主創新和發展自主知識產權技術和產品方針的客觀條件。

  我國經濟開放發展大勢條件對迎接國際服務外包產生不同方向的影響。對外開放政策取得階段性成功,使我國在意識形態和一般理念層面對服務外包浪潮作出積極反應的阻力大為減少。大批不同類型的國內企業在改革開放環境中成長起來,各類專業人才數量的增長和素質的提升,硬件基礎設施條件的實質性改善,都為我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提供了有利條件。

  我國發展承接國際服務外包也面臨不利因素。國際服務外包需要大量軟件工程師和英語等外語人才,我國這方面稟賦條件與某些發展中國家比較相對不足。制造業開放成長率先取得突出成就對推動我國整體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然而這一領域快速發展帶來更多商業機會及其對各類資源競爭作用,也在一定階段對發展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帶來較大機會成本。另外我們有一段時期對承接服務外包重要性認識以及必要政策調整相對滯后,也對這一領域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上述背景下,我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雖已獲得起步階段的發展,特別在承接日韓等國服務外包方面取得比較顯著的成績,然而從國際比較視角觀察,發展相對滯后,尤其在開拓美歐主流國際市場方面不僅顯著落后于印度、愛爾蘭等國,與菲律賓、巴西、東歐諸國等第二批近年開始積極參與的發展中國家比較在某些方面也顯得競爭力相對不足。由于這一行業存在較強學習效應和先行者優勢(first mover’s advantage),對企業和行業關鍵規模(critical mass)比較敏感,再加上我國勞務和土地等不可貿易投入成本隨著整體經濟快速增長以及人民幣匯率升值趨勢展開會較快上升,我國在這一行業發展所面臨的內外約束條件會更趨收緊。如果我們不能利用目前國際服務外包市場格局重組機遇期,通過迅速行動改變被動局面,有可能在新一輪服務全球化浪潮中面臨著種被邊緣化的風險。

  2 成績和問題

  我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已有成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相關業務達到一定規模。2005年我國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口18億美元,進口16億美元,順差2億美元。四類軟件(系統、支撐、應用和其他)總共出口6.5億美元。業內人士估計2005年承接國際BPO業務約為3億~4億美元。由于尚未建立專門統計制度和缺乏有關統計數據,現有估計與實際情況可能存在顯著偏差,然而上述數據顯示我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確實已有初步發展。

  二是已形成一批初步具備承接較大規模國際服務外包業務能力、在某些特定市場上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本土企業,如東軟、華信、軟通動力、海輝、浙大網新、中訊等等。最近我國一些軟件服務外包企業在北美業務取得較快增長,有的通過相關并購措施提升業務能力,顯示我國企業開拓北美市場有進步。我國制造業優秀企業如華為、聯想等,或已涉足服務外包領域,或已建構全球范圍布局的研發能力,具有大力發展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潛力。另外跨國公司在我國建立了一批主營或兼營服務外包企業以及研發中心,為擴大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提供了有利條件。最近中國軟件和服務外包企業集體亮相Gartner組織的美國服務外包年會,在業內引起較大反響。

  三是一批城市和地區開始把發展服務外包作為重點發展目標產業和新增長點。政府有關部門先后分兩批命名上海、西安、大連、深圳、成都、北京、杭州、天津、南京、武漢、濟南等11個城市為軟件和服務外包基地城市。這些城市把承接服務外包作為優先發展產業之一,并在政策上給予各種優惠鼓勵。大連軟件園較早實行鼓勵政策。最近更多城市開始實行相關鼓勵政策,如武漢2006年底通過《促進服務外包發展的若干意見》,設立每年1億元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專項基金,計劃把武漢建成全球服務外包重要基地。2007年1月天津開發區出臺《促進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暫行規定》,對該行業企業給予多方面資助。

  四是政府主管部門、地方政府、業內機構和企業合作,推廣服務外包活動日趨活躍。2003年10月由貿促會等多家機構舉辦“首屆中美國際項目外包商務發展年會”,2004年底商務部舉辦“服務外包培訓班”,近年這一領域各類招商、推介、交易、論壇活動不斷舉行。國內有關企業編印《全球外包咨詢(Global Outsourcing Resource GOR)》、《IT服務外包》等非正式刊物,成為反映服務外包動向的重要中文資料來源。

  雖然我國參與國際服務外包已取得初步成績,然而現實發展水平無論與我國參與國際制造業產品內分工深度比較,還是與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比較成功的印度等國比較,都存在相對不足和落后問題。國務院7號文件在充分肯定我國服務業發展成就的同時也指出不容忽視的問題:“我國服務業總體上供給不足,結構不合理,服務水平低,競爭力不強,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不高,與經濟社會加快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不相適應,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不相適應,與經濟全球化和全面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不相適應。”具體到參與國際服務外包,我國相對落后更為明顯。

  第一,從軟件出口和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市場規模看,2005年我國軟件出口、計算機信息服務貿易盈余、流程外包三項加總不到20億美元,不及當年加工貿易盈余的百分之二,不及印度軟件服務外包出口十分之一,也落后于愛爾蘭、菲律賓等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水平。

  第二,從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和相關出口內容構成看,目前主要是軟件和IT服務外包方面,在發展潛力更大的商務流程外包方面目前還僅有少數成功案例。另外在軟件和IT服務出口方面,也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我國在硬件設備制造和出口方面優勢,通過自身服務相對競爭力獲得國際服務外包業務估計規模還要小一些。

  第三,從承接國際軟件服務外包區域分布看,我國主要從日本、韓國等鄰國承接近岸發包業務(near-shoring business),在歐美等全球主流市場上僅有較少比較成功的案例,整體競爭能力較弱。在日本、韓國培育起市場競爭力是我國在這一領域重要優勢條件,今后需要鞏固和發展,然而由于日本僅占全球發包市場很小份額,如軟件發包估計僅占全球約5%~10%份額,偏于東亞一隅說明我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格局有待拓展。

  第四,從企業規模和素質角度看,我國本土企業規模比較小,最大規模企業不僅不能與IBM等國際巨頭相比,即便與印度較大企業比較也有十幾倍甚至更大差距。在獲得CMM等行業技術和業務能力認證等基本技術指標方面也顯著落后。

  第五,從跨國公司來華設立服務提供中心和相關機構角度看,這類投資主要是受到我國國內“買方市場”因素吸引,屬于“尋求市場”型的服務投資(market seeking FDI in service);從比較效益角度把我國作為承接國際服務外包中心的“尋求效率”型服務投資(efficiency seeking FDI in service)比較少。“尋求市場”型外商服務業投資對我國經濟整體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因而應繼續予以鼓勵。然而上述特征也說明我國現階段在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方面仍缺乏國際競爭力。

  除上述相對不足外,我們還需要關注該行業一段時期“樂觀預期與現實表現反差現象”。世紀之交我國高層官員和業內人士訪問印度,大都認為我們與印度存在5~10年差距,樂觀估計差距只有兩年。3年前一些業內權威人士認為我國3~5年內將在全球信息技術服務外包市場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非語音業務流程外包方面有能力與印度競爭。總的來看,對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相對差距,過去一段時期人們傾向于樂觀地相信我們會通過較快追趕迅速縮小這一差距。

  考慮我國經濟整體開放發展的出色表現,提出上述估計不無理由。不過實際情況與上述估計似乎存在反差。印度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從2001年的62億美元增長到2005/2006財年的約240億美元,年遞增速度高達40%,今年估計會增長到313億美元,到2010年將預計增長到600億美元以上。印度目前占有全球軟件外包市場總額的65%以及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總額的46%。隨著十幾年承接服務外包的歷練,印度企業已開始在發揮本國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創造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并開始大規模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建立以當地市場和轉包為戰略重點的外部投資。這與我國制造業國際化從簡單加工貿易開始,進而生產配套零部件,再發展到近年產品研發、品牌創造以及國外投資,體現了類似的經濟邏輯。過去幾年我們確有明顯進步,然而與印度的相對差距可能并未縮小。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印度以外一批發展中國家近年大力發展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并已有不俗表現。菲律賓承接國際客服中心外包,已成為印度重要競爭對手。2001年菲律賓只有2000人在客服中心上班,五年后已經有20萬人在call center 就業,增長近百倍。菲政府正在積極擴大對一些復雜行業的投資,如會計、軟件、工程和建筑設計、醫療、法律和動畫制作等。2006年菲律賓外包業務收入達到36.3億美元,從業人員為24.5萬人,其中呼叫中心業務收入為26.9億美元;預計2010年外包業務收入將增長到124億美元,從業人員達到92.1萬人。

  近年許多跨國公司開始向巴西轉包服務業務,承接服務外包業務年度規模達到5億美元左右。業內人士認為2007年將成為巴西被市場普遍認可的一年。另外俄羅斯、馬來西亞、東歐國家如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也已經調整政策,積極呼應服務全球化潮流。我們與第二批積極參與服務全球化的國家比較,某些方面也有相對不足之處。如果說國際服務外包代表的服務全球化是“一個新時代的黎明”,那么我們確實需要盡快改變相對增長勢頭不足的態勢,避免在新一輪服務全球化浪潮中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3 促進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政策的建議

  針對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經濟屬性以及我國這一領域發展的現狀和問題,從減少管制扭曲、培育市場力量、兼顧溢出效應、著眼國際競爭等多方位角度考慮,建議實行以下具體措施

  隨著國際服務外包成效的顯現以及印度等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能力出現瓶頸,加上發達國家發包企業分散風險戰略考量,近年出現國際服務外包進一步發展和重新布局的形勢,為我們改變這一領域相對落后的狀態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我們應把承接國際服務外包與促進國內服務業發展的目標結合起來,與我國擴大就業和經濟結構調整目標結合起來,用當年參與制造業國際分工的理念和行動呼應服務全球化新浪潮。

  針對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經濟屬性以及我國這一領域發展的現狀和問題,從減少管制扭曲、培育市場力量、兼顧溢出效應、著眼國際競爭等多方位角度考慮,建議實行以下具體措施。

  第一,把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看作外向型現代服務部門,取消從電信增值管制角度對這一行業實行的許可和審批手續。建立國際服務外包企業專網,提升企業間跨地區大容量數據傳遞能力。進一步深化電信體制改革,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改進管制政策,通過合理降低電信資費減少承接國際服務外包以及其他企業運營成本。

  第二,建議鼓勵國外大型跨國公司來我國設立國際服務外包提供中心或服務基地,建議降低承接國際服務外包領域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門檻,把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列入國家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行業目錄。建議商務部把鼓勵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外資企業基礎設施和政策優惠條件作為整體投資環境推介內容。

  第三,改進和完善相關立法和執法。研究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流程涉及的新的知識產權關系,總結我國業內實踐經驗并借鑒相關國際經驗,改進和完善知識產權立法,降低承接國際服務外包交易成本。對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涉及新的業務合作形式和關系,包括合同標的、交付方式、產品質量等方面的新內容,加快完善與國際商業慣例相適應的法律規章建設。

  第四,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指導下,建立真正由業內企業主導和企業家自行管理的國際服務外包行業協會。鼓勵新協會在規劃行業發展、與政府和公眾溝通對話、建立行業數據庫、定期舉辦各類交易會和推介會等方面承擔全方位職能。建議把建立國際服務外包協會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轉變政府職能和培育行業中間組織的行業試點。

  第五,考慮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具有國際競爭性質以及印度等先行國家早已實行大力度稅收優惠政策的背景,建議在一定時期內對我國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實行特殊優惠稅收政策,包括對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收入免征營業稅等流轉稅,對承接國際服務外包企業降低企業所得稅,對其研發費用實行稅前抵扣等。

  第六,鼓勵大學和各類職業學校大力培養不同層次既懂軟件和相關技術又具備外語能力的人才。采取有力措施提升我國基層中小學英語和外語教員水平和能力,改變我國內地英語教學水平低、公民外語普及率低的現象。建議利用目前國家財力和外匯儲備比較充裕的條件,每年大批派遣包括縣、鄉級基層學校英文和其他外語教員到國外培訓,通過一代人努力使我國英語和外語教學能力得到根本改進。

  第七,重視和加強對國際服務外包的統計工作。由于國際服務外包是新生事物,正規統計相對薄弱甚或完全闕如,目前有關數據主要來源于業內咨詢公司研究估計,質量難免存在較多問題。建議政府統計部門、行業協會和學術界相互合作,在深入研究國際服務外包概念和科學設計相關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開展常規統計工作,為觀察這一行業發展以及政府管理提供數量信息和科學依據。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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