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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政策評估的外部環境可以大致分為國內環境和國外環境。按照影響因素的具體類型可進一步細分為自然環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法治環境、技術環境等。①下面將介紹對知識產權政策評估影響較大的四類環境。

(一)政治環境

政治環境是影響知識產權政策評估體系的最重要的因素。現代公共政策評估的產生和發展首先源自政治的需求,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政府失靈”的不斷加劇、市場價值的重新回歸、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及全球范圍內的政府重塑，公共政策評估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知識產權政策評估的對象是公共政策，其目的是通過一系列的評估活動,謀求公共福利的改善，因此在評估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根據魏斯(Weiss)的觀點.評估是特定政治背景下的理性活動,政治考量介入政策評估主要通過三種方式:一是要求進行評估的項目和政策都是政治決策的產物，這些政策的設計、界定、爭論、實施和資助，都是在政治過程中完成的;二是為了滿足決策的要求,評估要進入決策領域，在政治過程中，項目與政策結果的評估性證據要求足夠的競爭力;三是評估本身就具有政治意蘊。評估使針對某些項目和政策的問題變成了絕對的政治陳述，并使其他項目無法對其提出挑戰，也使項目目標和戰略的合法性、漸進改革的戰略用途甚至社會科學家在政策和項目形成中的角色，都變成了政治問題。②可以說，正是由于政策評估無法擺脫政治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政策評估才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以坎貝爾為代表的“技術評估”范式和以科隆巴赫(LeeJ.Cronbach)為代表的“政治評估”范式之爭。

政治因素對政策評估的制約并不意味著要“以政治取代科學。放棄理性的或技術性的政策評估。相反,只有洞悉政策評估體系中各個行為者的動機與利益、評估者的角色、完成評估的機會與障礙、應用評估結論的限制和可能的途徑等影響因素，才能真正實現政策評估的目標。

近年來，面對當今國際國內知識產權發展的新形勢,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事業的發展，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加強自主創新和促進知識產權發展的重要性，并且做出了制定和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重要決策，這是中國知識產權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工作連續幾年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也寫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要點。這些都為知識產權事業的發展和知識產權政策評估的推進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一）法治環境

法治環境是指一定范圍（主要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實施法治的情況和條件。法治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的普遍化、穩定性和權威性，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法律具有超越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其二是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國家的法律;其三是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之上。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法律制度天然地具有內在的評判功能,即它不僅根據既定的規范判斷人們的行為是否正當，而且評判那些未獲得法的形態的公共政策是否合憲、合法。法治對公共政策評估的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D法治為公共政策評估提供了法律理性和法律標準，在政策評估的標準體系中必然包含對公共政策的正當性、合法性的考量;（2）法治為政策評估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只有建立起責任政府，規范化、制度化的政策評估才有存在的可能，政策評估也應當通過立法或制定規章而成為一種社會制度;（3）法治限制了政策評估者的行為方式，也限制了部分政策相關者的行為選擇。應當通過法律制度規范政策評估者與政策相關者的行為，評估行為必須在法律制度規定的范圍內活動,任何人都沒有特權;（4）評估結果的采納與使用需要完善的法治環境予以保證。

要發展知識產權事業首先要加強立法，確認并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應有的權利。只有權利得到法律的保護，企業或個人才有動力去創新，并申請知識產權保護。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建設在短短幾十年間走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走過的歷程,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尤其是近幾年來，為了適應世界貿易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對原有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進行了全面的修改，在立法宗旨、權利內容、保護標準、法律救濟等方面更加突出了知識產權制度促進科技進步與鼓勵自主創新的作用。從2009年起一系列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根據現實需要都進行了制定和修改。例如：2009年10月1日第三次修改的《專利法》正式頒布實施，配套的《專利法實施指南》于2010年2月1日起正式實行;2009年《商標法》進行第三次修改;海關于2009年3月頒布了《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實施辦法》;最高法院也頒布了多項司法解釋和規范性的文件等。

雖然我國知識產權法律環境得到了較大的改善，但是有關知識產權政策評估的法治環境還不盡如人意,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其一，公民的法治觀念，尤其是知識產權法治觀念有待加強。雖然我國的知識產權法規不斷完善，但是公民對知識產權法律知識的認知程度并不高，對法律至上的地位并未完全認同，法的統治觀念尚未養成，有法不依的現象時有發生。其二,知識產權法規，尤其是知識產權政策評估方面的制度亟須完善。現有的知識產權制度中并未對開展知識產權政策評估的事項做出明確、具體的規定，有關政策評估的時限、權限與責任、評估程序、評估經費的來源、評估主體的行為規范等重要問題都缺乏制度化的規定和約束，容易導致評估行為的隨意性。其三，知識產權法規的執行情況不容樂觀。法治環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的建立，還包括法規的執行。盡管我國做出了相應的努力來完善知識產權法規，并確保其法律體系與國際知識產權標準接軌,在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中也明確展示了對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的重視，但是問題仍然相當嚴重。在2009年10月歐委會公布的《2009年知識產權執法報告》中，中國被列為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問題最嚴重的國家。①造成這一狀況的部分原因在于:我國對法律文書公證和認證的要求繁瑣，費用昂貴;法院臨時禁令缺乏有效性;損害補償無法彌補權利人的經濟損失等。此外,部門間合作不暢、執法人員素質有待提高、社會公眾意識需要加強等因素也影響了有關部門加強執法的意愿。加強知識產權執法工作，關系到創新能力的提高和創新型國家建設，也關系到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的形成和誠信社會建設，還關系到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和對外開放大局。為此，必須大力加強知識產權執法工作，這是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切實維護人民利益的內在需求,也是推進知識產權政策評估工作的要求。

（三）技術環境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評估技術的產生、發展與完善，才使政策評估從經驗走向科學，并使政策評估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科學化的公共政策評估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絕不是偶然的，而是與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應用社會研究的加速發展有密切的關系。20世紀50年代以來，“三論”（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的產生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大系統論”，為公共政策評估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基礎，它強調以系統為基礎、以信息為手段、以系統控制為目標，改變了人們傳統的評估思維。此外，行為科學的產生與發展為政策評估提供了一整套觀測、資料收集和處理的科學方法。“行為主義"（Behaviorism）以個體組成的“人一人系統”為研究對象，運用自然科學的實驗和觀察方法，分析在自然和社會環境中人的行為規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這些研究使政策評估與其他社會科學乃至部分自然科學一樣,具有共同的方法論基礎.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為技術評估范式提供了強大的武器,各種各樣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量化分析技術等逐步進入了技術評估的殿堂。今天的政策評估如果沒有大量的經驗數據作支持，沒有對政策變量的量化分析和處理，很難稱得上是科學的政策評估。

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帶來了公共政策評估環境的急劇變化,并引發了政策評估體系的快速演進。首先，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政策評估的科學品質，并使其迅速成長為專業性很強的研究領域。其次，政策評估日益成為需要多學科參與的綜合性研究領域,不同學科領域的專家在政策評估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第三，高水平成為政策評估的總體發展趨勢之一。所謂高水平是指政策評估要根據現實的要求,采用恰當的科技手段，使評估向更高的水平邁進。第四,拓寬了政策評估的外延和領域。科學技術對政策評估也提出了新的挑戰，政策評估由事后評估更多地轉向了事前的預評估。此外，科學技術有時也是社會公共問題產生的根源,例如克隆技術、溫室效應、電腦犯罪等，需要通過政策評估，特別是科技政策的評估來予以解決。總之，隨著技術環境因素不斷向政策評估體系的滲透，兩者的邊界日益呈現模糊化的趨勢。

（四）社會文化環境

社會文化環境是特定區域（國家或地區）的人類社會在其長期發展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主要由特定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倫理道德規范、審美觀念、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等內容構成。從動態的過程來看，文化本身是正規制度的結晶和升華，它反過來又會強化或阻礙新的正規制度的形成。社會文化價值觀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精神力量，它在各種外部環境中處于最深的層次,它往往通過對其他環境因素的影響而間接地起作用,例如引導法規的制定及執行、影響政策評估者的倫理觀等。

在知識產權政策評估的諸多環境中，社會文化環境是比較特殊的：它不像其他環境那樣顯而易見且易于理解，卻又無時不在地深刻影響著知識產權政策評估活動。任何人都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生活，存在于特定社會文化環境中的知識產權政策評估者認識事物的方式、行為準則和價值觀等都會異于生活在其他社會文化環境中的人們。在評估實踐中，政策評估者可能面臨一些困境和問題，例如，政策評估者究竟應該對委托人負責，還是將維護公眾利益視為自己唯一的使命？政策評估者如何在自我利益、對公眾的使命感、對委托人負責等因素之間進行選擇？政策評估者如何確立知識產權政策評估的標準？口前我國從事知識產權政策官方評估工作的人員很多并不是“內行人”，在評估時容易用價值判斷代替事實規范分析。這樣的政策評估與我國現實政治生活和傳統政治文化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和道德建設的純潔性有密切的關系。因此，要促進知識產權政策評估工作的發展，必須尊重并了解政策評估者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并著力創造有利于政策評估的外部制度環境。

以上介紹了知識產權政策評估面臨的主要環境,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快，世界范圍內的環境變遷對政策評估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是在知識產權政策領域。隨著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影響越來越大，與外國的經貿聯系日益密切，我國與其他國家在知識產權方面的摩擦和競爭日趨激烈。當前國際社會對我國知識產權工作非常關注,且關注的視角不斷向地方延伸。為此，必須增強對復雜多變的知識產權國際形勢的把握和應對能力,努力拓展知識產權對外交流與合作,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加強海外知識產權維權和服務，妥善處理知識產權爭端。同時，積極關注政策評估的國際化趨勢，充分借鑒國際上先進的政策評估經驗，加強與其他國家或國際政策評估組織的交流與合作。

知識產權政策評估是一個高度復雜的過程，需要強有力的支持環境。知識產權政策評估體系在源發場、互動場、網絡場、訓練場四個內部共享環境中滋生和發展，同時整個體系處在政治環境、法治環境、技術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等外部環境中。內、外環境之間不斷進行知識、資金和人員等資源的交流，以及顯性、隱性知識資本的互換。權變理論認為環境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只有與環境相匹配的知識產權政策評估體系才能得以順利發展。因此必須關注政策評估體系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關系結構，對變化的環境適時做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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