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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對信息保護的有效性問題

受美國學者約翰?巴洛(JohnPerryBarlow)的版權消亡論的影響,不少學者認為在數字化環境下傳統版權法正而臨越來越多的困境,已經完全失去存在的價值。有的學者甚至指出,版權法正逐步偏離其鼓勵創造,促進知識和文化傳播的立法宗旨。SivaVaidhyanathan在《版權叢林》一文中指出,版權越來越強勢一一版權客體的擴大、保護程度的增加不僅抑制了個人創作,也妨礙了知識和文化的交流與共享。而卡羅爾?辛普森也在《版權給你的未來造成困境了嗎?)中明確指出,在電子網絡時代,版權法已經變得完全不重要了,即便沒有強大的版權法保護,知識財產的生產將繼續增長。另一方面,DRM、P2P、BL.OG技術的快速發展也給版權法提出了更多的挑戰,版權保護和信息公共獲取的矛盾變得史無前例的尖銳。因此,更多的學者努力探詢重建版權制度的法律框架以解決這些題。我們嘗試把這些努力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唯技術論派的觀點。他們認為:“技術性保護措施的發展進步,將會給予版權作品更好的保護,從而勝于存在于網絡空間之外的法律;而合理使用則應當作為一個平衡物來維持公眾與私人之間的適度平衡。”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的YeeFenLim教授則指出數字權利管理(DigitalRightsManagement,簡稱DRM)事實上賦予版權人超出法律規定的更多的權力、因此,與版權法相比,DRM給予了版權人更為切實有效的所有權保護香港的李亞虹博士也支持這種觀點,她認為實施DRM可以有效保護權利人的權利,因而可以取消版權制度,代之以稅收制度。
第二,平衡論派的觀點。他們認為版權改革在于重建版權系統的平衡。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教授詹姆士?博伊爾(JamesBoyle)認為,“為新聞工作者、教師定義合理使用制度是數字環境下重建版權系統平衡的重要措施。”即便作為創作共同董事會成員,博伊爾也在《開放心態為何重要?》一文中指出,“這不是說開放總是對的,而是我們需要在開放與封閉、專有與免費之間取得平衡。”斯坦福大學的保羅?戈爾斯坦也指出版權利益平衡是考慮數字時代版權領域新問題的立足點。
第三,創作共同論派的觀點。杰西卡?利特曼(JessicaI.Itman)希望,版權法應當“短期、簡單和公平”,在這樣的版權法體系下,我們不再根據復制權來定義版權,而是將版權重塑為商業利用的排他權。0勞倫斯?菜斯格(LawrenceLessig)則建議版權法重建應該遵循這幾個主要原則:①縮短版權保護期限:②簡單的二元體系,取消復雜的例外情況;③強制調整;④禁止延長追溯期限。
第四,公共政策論派的觀點。哈佛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法教授威廉?·費希爾(WilliamV.Fisher)建議用政府行政補償來代替版權法的主要部分和加密保護技術。采用稅收制度,根據作品的普及范圍,從稅收中給予進行版權登記的音樂或電影作品權利人對應比例的黯償。,隨著版權保護日益體現出壟斷的新趨勢,版權保護的壟斷化發展已經超出了版權法能夠調整的范圍,應當采用反斷政策進行調整。
其次是版權的利益平衡問題。在網絡環境下,傳統的利益平衡發生了變化,擴大版權人權利、認可技術性保護措施等立法上的變化均顯示利益開始逐漸向私人利益傾斜。勞倫斯?菜斯格指出公共領域正在不斷縮小。對此,有學者從效益主義哲學(theUtilitarianPhilosophy)的角度研究版權利益平衡問題,指出效益主義要求立法者在計算財產權利時應以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為目標,在以排他性權利激勵發明與藝術作品創作的同時,對該權利限制公眾享用那些創造物的傾向子以控制,并力求在者之間實現一種最佳平衡。并且認為效益主義是版權法的價值基礎,版權法應該在效益主義的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指引下,構建一系列的制度以實現版權人私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的平衡。
克里斯蒂娜?漢納也在《版權回歸》一文中強調版權法發展的趨勢是版權人權利的擴大,而公眾獲取信息的空間卻在縮小。版權法中公共利益與權利人利益的緊張對立主要體現在版權侵權案例中,這是因為版權法對于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規定很模糊。而所謂版權回歸,就是要縮小私人利益的范圍,擴充公共利益的范圍,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新的平衡。國內學者從經濟學角度提出了知識產權的“對價”與“衡平”理論,認為知識產權機制的運行就是“對價”ー一平等個體之間自由與自由讓渡和補償的平衡,以此實現沖突雙方處于帕累托最優狀況時的帕累托改進,即不損害任何他人的自由而對他人的自由進行改善。
DRM的發展與應用使得版權人和公眾利益的沖突再次尖銳·面臨新的挑戰多數學者認為DRM給版權利益平衡原則帶來新的沖擊,從實質上減小了合理使用的有效性。信息技術政策辦公室(OfficeforInformationTechnologyPolicy,OITP)的戈德溫(Godwin)認為DRM會約束公眾對于受DRM保護的信息的合法使用,例如公共領城作品的獲取(或其他允許自由使用的作品)圖書館作品的保存、行生作品的創作、歷史的研究、合理使用權利的行使以及為教學目的的使用。此外,過度的技術保護還容易使那些在網絡技術開發和網絡資源運營方面具有強大優勢的企業缺乏約束,從而可能出現濫用技術措施,損害消費者和竟爭廠商的利益。大衛?曼恩(DavidMann)在題為《數字權利管理和失明者》一文中,表達了他對于DRM技術負面效應的擔憂。他指出,盲人或其他殘疾人原本可以借助輔助閱讀技術實現信息獲取,今天他們也會因為DRM而被拒之門外。大英圖書館館長林恩?布林德利(1.ynneBrindley)發起了一次有關數字時代版權利益平衡的辯論,他認為DRM技術發展、版權強化使得公眾合理使用的權利受到侵犯,提醒立法者注意版權法的修改要協調好技術措施、版權保護與公共獲取、共享知識和信息三者間的平衡。
最后是版權擴張的合理性問題。為了應對以因特網為代表的新技術環境給版權保護帶來的問題,各國紛紛修改版權法以適應數字環境。這一輪版權法案的調整凸昆了版權強化和擴張的趨勢,也引起了學術界對于版權擴張合理性的探討。多數學者認為,現代版權擴張法案打破了傳統版權法的衡平性而沒有使社會公眾獲得補償。威廉?霍蘭德(WilliamHollander)認為,“RIAA向國會施加壓力修改版權法,使得版權得以持續擴張,給予版權人更多的保護,然而這種擴張是以最終用戶自由獲取信息為代價的,顛覆了版權的利益平衡。”9支持這種觀點的還有特蕾西?考德威爾(TraceyCaldwel),她在《數字時代的版權平衡》一文中,指出在數字化的技術條件下,私權擴張使版權的合理使用范圍兒乎被吞沒。版權的擴張限制了在合理使用制度下教育、科學、文學等創作者合法獲得作品的自由。也有學者從法哲學的角度研究該問題,約翰?貝利(StrongBailey)和查爾斯(Charles)認為將所有權的基本理念錯誤地嫁接到版權制度上,才導致了今天版權的非理性擴張。出版商在“私權神圣”的理念支持下,其壟斷權在不斷得到財產權增加的刺激下不斷擴大。也有學者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研究版權擴張的合理性問題。威廉?蘭德斯(WilliamLandes)和理査德?波斯納(RichardPosner)提出,外部擁擠是作品進入公有領域后社會價值減少的潛在原因。他們提出版權法應該調整、擴張,以確保版權人和公眾的利益,以至于保證社會總體的經濟價值。然而羅伯特?皮埃爾斯汀(RobertPiasentin)的《外部堋擠與版權擴張》卻表達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數據庫、地圖和事實作品等并不會因為無限制使用造成外部擁擠而受損。而對于現有公共作品和版權作品的研究明,因為版權作品進入公有領域而導致作品需求下降是難以置信的。因此,“外部擁擠”不能構成擴大版權人權能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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