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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侵犯商標權犯罪的防控措施

網絡侵犯商標權犯罪具有侵害范圍廣、犯罪隱蔽性強、偵查取證難等特點，所以，需要社會各方力量聯動，共同擠壓假貨生存的土壤，實現對網絡侵犯商標權犯罪的有效治理。
(一)降低侵犯商標權入刑標準
當前，假冒注冊商標犯罪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犯罪的追訴標準為5萬元，入刑標準過高。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行為時會考量收益與成本，只有在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時才會實施犯罪行為。網絡侵犯商標權犯罪的收益體現在制假、售假的金錢收入，該犯罪的成本主要體現在受到的懲罰(包括自由與金錢)乘以遭受懲罰的概率。網絡侵犯商標權犯罪的收益之豐無庸贅述，但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下侵犯商標權犯罪的成本太低，主要體現在遭受懲罰的概率低。在網絡侵犯商標權犯罪中，犯罪分子常采取化整為零、人貨分離、以銷定產的方式作案，導致能被證實的非法經營數額只占其實際非法經營數額很小的一部分，最終能夠被刑事立案的不多，而更多的僅僅是承擔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9]2016年，阿里巴巴網絡技術公司共排查出4495條銷售額遠超起刑點(5萬元)的制售假線索；執法機關接收1184條；公安機關能夠依據現行法律進行刑事打擊的為469例，[10]僅占10.4%。2017年在執法機關已經進行刑事打擊的740例制售假案件中，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有刑事判決結果129人中，判緩期執行的104人，緩刑比例高達81%。[11]已有線索的案件成案率已如此之低，若再加上那些未被發現的犯罪，犯罪分子遭受懲罰的概率將會更低。可見，現在的處罰標準已難以適應網絡侵犯商標權犯罪的新態勢，降低其入刑標準可以提高犯罪分子遭受懲罰的概率，從而提高其犯罪成本。[12]一些知識產權保護走在前列的國家如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甚至將侵犯商標權犯罪作為行為犯，不強調侵犯商標權的社會危害程度，沒有金額、數量的要求，只要實施了商標侵權行為即可構成犯罪。[13]
(二)加強部門協作機制
網絡侵犯商標權犯罪涉及面廣，僅憑當地公安部門的力量難以予以有效治理，需要社會各方配合，建立部門協作機制，全方位地防控犯罪。
1.加強公安部門與電商平臺的協作。一方面，加強公安部門與電商企業在信息共享、檢驗檢測培訓、法律法規及標準的制定等方面的溝通合作。如電商平臺加強平臺自查，定期向公安部門推送犯罪線索，在法律框架下電商平臺協助公安部門查詢犯罪分子在平臺上的軌跡信息。另一方面，加強公安偵查部門參與到電商管理過程之中，強化對產品銷售過程的質量監督、監管。在合作過程，注意對自身技能的加強，對專業人才的吸收。如Z省公安部門與阿里巴巴網絡技術公司進行長效合作，阿里巴巴網絡技術公司利用大數據技術研判出網絡售假線索，交由公安部門進行打擊查處。Z省公安部門專門打擊網絡售假的“云劍行動”成效顯著，2016年共查處制售假貨窩點417個，破獲假貨案件總案值達14.3億元。[14]
2.加強公安機關與相關職能部門的協作。
(1)公安機關主動與市場監管、藥監、質監等行政執法部門密切配合。選擇重點區域、行業聯手進行清理整頓，進一步規范、細化案件與線索的雙向移送制度，統一證據標準，保證案件線索及時移送，實現知識產權刑事司法和行政執法的無縫對接。
(2)加強公安機關與檢察院、法院等司法機關的聯系。建立統一的證據規格體系，切實推進知識產權案件“三審合一”，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統一集中審理。[15]在具體案件的辦理中，公安機關要主動取得檢察機關支持，對偵辦該類犯罪案件中遇到普遍共性的疑難問題，要主動與檢法機關聯系，提出合理化建議，通過完善司法措施，形成打擊合力。
(3)加強與外地公安機關的協作配合。牢固樹立“全國公安一盤棋”思想，充分運用全國經偵跨區域辦案協作平臺，分享線索，分享工作經驗，相互協助辦案。
3.加強與權利人的協作。權利人是侵犯商標權的直接受害者，是最有動力進行打假的群體。應該加強與權利人的協作，充分利用權利人的資源以配合公安部門打假，如權利人提供的線索、搜集的證據、對商品的鑒定。甚至可以讓權利人有限度地參與案件進展過程，為公安機關辦案提供幫助。公安機關應及時處理權利人的舉報，為其提供咨詢服務，共同打擊制售假行為。
(三)加強對利益相關方的監管
1.加強對電商平臺的監管。電商平臺作為商品的集中地，是最有可能對商品交易進行把關的環節，在整個交易環節中起到最重要的監管作用。所以，電商平臺是打擊網絡制售假中尤其重要的一環。正如《電子商務法》第九條對電商平臺所定義的，“在電子商務中為交易雙方或者多方提供網絡經營場所、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供交易雙方或者多方獨立開展交易活動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可見，電商平臺包括傳統的C2C平臺如淘寶網、B2C平臺如京東、B2B平臺如阿里巴巴。嚴格地說，社交工具如果用于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也應被視為電商平臺，理應受到監管。但在實踐中如何對社交電商進行日常監管，無論從理念上還是實踐上都幾近空白。因此，一方面應及時調整監管思維，探索有效的監管模式，將社交電商納入日常監管；另一方面，工信部、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等有關部門應該加強對電商平臺的管理，對打假不力的電商平臺進行約談甚至處罰。如2018年8月，針對團購平臺“拼多多”銷售侵權假冒商品的多次投訴，S市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約談平臺經營者，要求其立即開展自查自糾，對媒體反映的問題以及消費者、商標權利人投訴的問題進行整改。[16]不管是第三方平臺還是平臺內經營者，只要構成違法，都將依法予以嚴肅處理。
對于電商平臺本身，平臺經營者應該認識到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平臺的生命線，不能因一時利益而姑息售假行為，而要主動承擔打假義務。一是要加大研發投入，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提高識別網絡售假的能力，讓犯罪分子在網絡上無立足之地。二是要嚴懲網絡售假行為，一旦發現售假行為，立即關停店鋪，并將線索移交到執法部門，甚至平臺經營者可以起訴售假者。三是要與權利人企業、執法部門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分享犯罪線索，提高打擊合力。[17]
2.加強對物流行業的管理。我國網購的蓬勃發展推動了物流行業的迅速崛起，由于發展較快，無論是行業規范、行政管理都尚未成熟，導致目前我國的物流行業處于較為混亂的狀態。幾家大型物流企業如順豐、圓通、申通、中通、韻達等占據了大部分市場分額，另有大量小型物流企業在市場生存。相對來說，大型企業具有較嚴格的管理制度，小型企業管理無序情況較多。
物流行業作為聯系賣家與買家的紐帶，直接接觸到商品，應該起到“把好最后一道關”的作用。比如，快遞公司在收件過程中發現有侵權商品，應該及時舉報。交通運輸部2013年修訂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第三十條規定：“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應當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郵政行業安全監督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建立并嚴格執行收寄驗視制度，加強生產安全和應急管理。”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一些快遞公司并沒有做到當場驗視，更不會去舉報售假行為，這就導致假貨能夠輕易地流通。有些快遞公司甚至還給售假者提供便利，如前文所述，快遞公司與售假者勾結，提供虛假的寄件地址。
因此，有關部門應完善物流行業管理機制，既要鼓勵快遞公司舉報售假線索，又要對快遞公司“知假運假”的行為依法予以處罰，對于給售假者提供便利的行為，若情節嚴重、觸犯刑法，可按共犯論處。同時，物流行業完整記錄了貨品流通的數量，這是執法部門確定違法行為情節的重要依據。因此，要規范物流行業數據管理，給執法部門打擊侵犯商標權犯罪提供支持。
(四)提高公眾維權意識
公眾維權意識不強，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假冒商標權犯罪的蔓延。故，應采取措施提高公眾的維權意識，縮減假冒商標權犯罪滋生的土壤。作為消費者，要清楚網絡售假的常用手段，保持一定的鑒別能力，發現假貨時要堅決舉報。當買家發現買到的是假貨時，售假商家一般會同意買家的退貨要求，甚至會給予一定的補償。很多買家為圖省事就不再去深究，這種做法會助長不法分子的囂張氣焰，導致網絡上假貨橫行。因此，消費者如果買到假貨，一定要投訴舉報。不能“知假買假”，有些消費者為了滿足虛榮心而追求“名牌”，卻不想負擔高昂的售價，而是主動去購買假貨。此種行為雖無法律規制，但會損害權利人的利益，破壞國家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應該予以禁止。作為權利人，首先，要重視自己的商標權，注重收集網絡上制假、售假的線索，堅決維權，發現有涉嫌犯罪的情況，要及時到公安機關報案。其次，要增強防偽措施，提升產品質量，增加制假者的成本。再次，加強與網購平臺以及執法機關的溝通配合，共同打擊制假、售假行為。作為執法機關，可設立網上知識產權舉報平臺，方便公眾對網絡售假線索進行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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