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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保護績效評價的原則

開展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的績效研究，是將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行為效能以績效評價為研究工具展開分析，論證這兩類機關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效果，以及知識產權發展狀況與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之間的辯證關系。但這兩類相互獨立的組織系統，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方法和性質完全不同，行政機關主要是通過行政執法手段對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予以打擊，從而達到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而司法機關的保護主要是通過司法審判，對涉及知識產權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予以裁判并付諸執行的方式，實現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此外，在國家知識產權戰略體系中，行政保護與司法保護所承擔的職責也不同，司法保護是知識產權保護的主渠道。這些因素都造成知識產權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結構必然具有相當的復雜性，但是“構建公共部門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就是把公共部門績效所涉及的所有領域的復雜關系簡單化，用綜合的評價指標獲取盡可能多的評價信息，為把握和了解公共部門績效現狀提供科學的測量依據”。
為了把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績效指標的復雜結構簡潔化，同時確保績效評價的全面性和客觀性，本課題在設計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與司法保護績效評價指標體系以及相應配套的評價方法時，需遵循以下原則:
(一)按統一框架設計兩套指標
面對行政保護或司法保護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保護手段，如何找到恰當合適的參數來反映這兩種保護手段效能的指標，是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一大難點，如果無法找到一個統一維度的評價指標，就無法將這兩種不同的保護手段進行比較，得出的績效評價結果就只能是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各自的效能情況，本課題的目的之一———“從類型化角度分析不同種類知識產權到底適合何種保護模式”就無法實現。因此，所設置的指標務必能夠從一致的視角，以較為統一的維度對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這兩種行為的效能進行考量。但另一方面，這些評價指標也不能太寬泛，因為本課題的研究對象是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行為和司法保護行為，而非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總體狀況。因此，績效評價指標的設置還要充分考慮這兩類機關在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框架體系中的特點和位置，要能夠反應出行政保護手段和司法保護手段各自的特點，確保績效評價結論有針對性，從而實現本課題的另一目標———“分析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所起的作用的差異，以及如何實現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與司法保護程序的合理銜接”。
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是以司法保護為主導，行政保護同時發揮作用的雙軌制保護體制。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處于不同的環節，運用不同的手段，發揮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行政保護包括:行政授權、行政確權、行政處理、行政查處、行政救濟、行政處分、行政法制監督、行政服務等手段;司法保護包括:訴訟、執行、臨時措施、行政合法性審查等手段。除了保護權利人的利益、促進技術創新及經濟增長以及推進知識產權文化發展這些共同的知識產權保護價值目標外，基于在知識產權保護管理中的不同職能，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價值訴求也有所差異。根據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對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所賦予的不同使命，我們可以概括出:行政保護追求的價值目標是“知識產權行政管理能力得到提升，保護狀況得到顯著改善”;而司法保護追求的價值目標是“司法保護成為知識產權保護的主渠道，權利人的維權成本得到降低”。因此，如果只用同一套指標來評價這兩類不同機關的績效，勢必會有所偏頗，無法得出客觀的評價，又或者過于概括籠統，無法得出有針對性的評價結論。所以在知識產權保護績效評價研究上，就應該按照統一的視角和方法，在較為統一的績效評價體系框架下分別設計兩套績效評價指標，有針對性地反映出這兩類機關在保護知識產權時的行為效能。
(二)密切結合國家知識產權戰略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國務院于2008年頒布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在此背景下對知識產權行政保護或者司法保護展開績效評價研究，就必須密切結合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一方面是因為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明確界定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的角色和職責，對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設置績效評價指標就應該結合他們各自的角色職責和使命;另一方面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是指引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實施知識產權保護行為的綱領，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的知識產權保護行為都離不開戰略綱要的指引，如果背離或忽略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實施這個環境，就無法有針對性地對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進行評價。所以，在開展對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知識產權保護的績效評價研究時，必須密切結合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充分反映績效評價指標與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之間的關聯關系。
(三)績效評價指標要保證開放性和靈活性
“從管理學的角度看，績效是組織期望的結果，是組織為實現其目標而展現在不同層面上的有效輸出”，而組織的目標實現，尤其是戰略性目標的實現，往往需要多個因素，多個環節，歷經多個發展階段才能達成。因此，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要充分地體現開放性和靈活性，這一方面既是成熟的績效評價研究工作內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適應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行為復雜性的外部要求。為了實現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就要求在相對穩定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框架內，將具體的指標項設置為可以根據不同的考核目標靈活組合起來的指標組，每一組指標組合起來就能夠完整地反應被考核對象的績效結果。當然，指標組的組合要嚴格按照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所確定的邏輯結構。在此前提下，可以根據被考核對象不同的工作要點或工作任務，增、刪、修正具體的指標項，使得整個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具有充足的開放性和靈活性。
(四)績效評價指標設置要具備規范性
本課題作為以外部視角為切入點而展開的組織行為績效研究，在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過程中必須盡可能地追求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內在邏輯結構的嚴密性和規范性，這是保證績效評價結論客觀性和科學性的前提。在設計規范的績效評價指標時，一般需要滿足以下要求:
第一，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要基于一定的績效理論。績效評價本身就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研究工作，具體到本課題的研究更呈現評價對象及被評價行為的復雜性，如果缺乏成熟的績效管理理論支撐，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搭建就無法實現系統性和邏輯性，整個績效評價研究工作都將難以開展。
第二，績效評價指標設置堅持以定量為主，定性為輔。可定量化的指標更具有客觀性和說服力，更能夠保證績效評價結論的科學性和準確性。但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這些公共部門的組織行為，很難像營利性機構那樣以容易量化的財務或業務數據作為考核指標，因此，還需要輔以定性指標。
第三，考核數據來源可靠，數據提取簡便。在以量化指標為主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運行時，考核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就成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能否成功運作的關鍵，因此所有的考核數據或數據計算方法都要保證有可靠的來源。同時作為外部機構開展的評估研究工作，考核數據來源常常是困擾研究者的一個難題，因此，考核數據的提取需要堅持簡便易行、易于操作的原則。
第四，績效評價指標的目標實現要有一定的困難度。績效評價的結論不能只是對現實狀況的簡單反映，否則就不能反映出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現狀的不足或需要改進之處。因此，實現績效評價指標既定的目標需要有一定的困難度，體現對考核對象行為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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