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智能手機功能越來越多樣化，但依然滿足不了人們各種各樣的需求。于是乎，各色APP便應運而生了。

然而，當你下載使用APP時，總會被詢問“是否同意服務條款”，而服務條款中無一例外都有公開隱私信息的要求。

這時，你是想都不想就點“同意”，還是在考慮之后放棄下載使用？

以我為例，這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確實需要這種權限，比如一款地圖App收集用戶的GPS位置，這當然可以接受；另一種是亂用權限，比如手電筒、天氣App要求讀取用戶的通訊錄，那肯定有問題，當然點“不同意”。

以高德地圖為例，他們規定：當您使用高德接入的第三方服務時，可能需要提交您的個人信息（部分情況下包括您的身份信息、聯系方式、住宿信息、支付信息等個人敏感信息）。您授權我們將該信息提供給為您提供服務的第三方，并授權我們間接向第三方獲取相關信息。若您拒絕我們收集此類信息，我們將無法為您提供相關功能和服務，但不會影響您對導航、定位及搜索等核心產品和服務功能的使用。

然而，如果你點了“不同意”，就會發現無法正常下載使用高德地圖，使用導航、定位、搜索等核心服務也就無從談起。

顯然，此類隱私條款相當于“霸王條款”（所謂“霸王條款”，是指商家利用信息不對稱、供求關系不平衡，將不平等的消費條款強加給消費者）。像高德地圖這樣要求用戶一次性提供所有授權，就是利用自身的優勢地位對用戶的一種“綁架”。

除了下載APP會遇到霸王條款之外，由于多方之間的利益輸送，手機里還會被預裝各種軟件。這些預裝軟件不僅消耗用戶的上網流量，且暗中吸費，還會上傳未經授權的用戶信息，而用戶卻無法自行卸載。更過分的是，為防止用戶自行安裝新系統，手機制造商往往在手機保修條款中強行規定：一旦用戶自行更改原裝操作系統，則手機不再享受保修權利。

可見，冠冕堂皇的“大數據時代”，其實就是個人信息大公開的時代。為了爭奪用戶信息，近年來，不少商家拼得刺刀見紅。譬如：菜鳥與順豐的糾紛，華為和騰訊的博弈……而我們這些提供了個人信息的用戶，似乎成了事不關己的看客。

面對個人信息的嚴重濫用，國家在去年11月通過了《網絡安全法》，自今年6月1日起施行。其中規定：網絡運營者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公開收集、使用規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并經被收集者同意。

然而從現實來看，情況并沒有得到改觀。各種騷擾電話、垃圾信息算是輕的，DCCI與騰訊聯合發布的研究分析報告顯示，手機應用越界獲取個人信息，已成為網絡詐騙的重要源頭（所謂越界獲取個人信息，是指手機應用在自身功能不必需的情況下獲取用戶的隱私權限）。

報告發現，在安卓應用中，獲取用戶手機隱私權限的現象較為普遍，占比高達96.6%；而在各類隱私權限中，讀取位置信息、手機號碼和獲取設備信息的占比均超過9成。iOS應用的情況稍好一些，但也將近7成。

這就是說，只要用戶使用智能手機，就必須將自己的個人數據所有權轉移給服務商。更復雜的是，經過多重交易和多個第三方渠道的介入，個人數據的權利邊界消失了。

一旦這些手機應用越界獲取的用戶信息被竊取和利用，將會帶來什么后果？將很容易成為網絡詐騙、惡意營銷的信息源頭，給用戶造成不必要的騷擾和經濟損失。

在我們日常使用網絡時，背后總有一雙“看不見的眼睛”在無時無刻地盯住我們的個人數據，通過我們的網頁瀏覽、網購偏好、網絡社交、微博關注、手機位置服務等日常應用搜索我們的各種數據，進而對我們的工作單位、生活習慣、興趣愛好、職業特點、消費偏好乃至身份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作出推斷，并利用這些數據攫取商業利益。

如何才能擺脫這種尷尬的局面呢？

從世界范圍來看，不少國家試圖從“去身份化”入手，規范個人信息的利用。但是在實踐中通訊，“去身份化”極易受到政策、業務和技術三個層面的沖擊，尤以技術沖擊最為深刻、猛烈！

首先，在政策層面上，手機和部分互聯網業務的實名制，使得終端和業務與個人身份綁定的基礎越來越牢固。

其次，在業務層面上，第三方支付等應用的興起，綁定了越來越多的銀行賬號，使電信和互聯網業務由形式實名迅速轉向實質實名。

更重要的是，大數據時代的海量數據和高度發達的數據分析技術，使得去身份化的信息經過不同分析、對比、組合，能夠重新恢復身份化，并識別出更多的內容。

怎么辦？周鴻祎提出了大數據時代保護個人隱私的三原則：

第一，明確數據的擁有權，即用戶的個人信息雖然被儲存在不同的服務器上，但是擁有權不屬于這些公司，而應屬于用戶個人；

第二通訊，給用戶提供信息服務的公司，應把收集到的用戶數據進行安全存儲和傳輸，這是企業的責任和義務；

第三，如果要使用用戶的信息，一定要讓用戶有知情權和選擇權，所謂“平等交換、授權使用”，泄露用戶數據甚至牟利，要被視作非法行為。

顯然，這需要從法律保護、技術防護和行業自律三個方面，來強化對個人信息侵權的預防和保障措施，才能讓我們在這個大數據時代活得安全、活得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