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數據，2010年，雖然我國的領軍和成長型企業服務外包（110家樣本數據）營業總額依然保持兩位數增長（14.3%），但是人均營業額為2.34萬美元/人，這一數值遠低于國際大型服務外包企業的平均水平，而且幾年來一直沒有改善。加之成長型企業的總營業額增長大幅放緩，離岸業務額絕對值出現下降，總體人員規模也略有下降。

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通貨膨脹、人力成本高企等問題正在給企業造成困擾；另一方面，整個國際經濟不景氣，美國等國家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能力薄弱，導致獲得離岸業務的難度變大。2011年以來，歐洲債務危機給全球經濟進一步蒙上陰影。如果不利形勢進一步深化，可能會帶來國內服務外包產業的調整，這需要引起整個產業重視。

服務外包的產業發展環境，與幾年前相比，已經有了較大變化。國內很多服務外包企業，迫切需要實現業務轉型，需要向產業價值鏈的高端攀升，需要通過提升交付能力來獲得市場競爭力和盈利能力。

以上是《ChinaSourcing》編輯部的約稿函所提內容，盡管文字不多，大概也道出了近期離岸服務所面對的問題和隱憂。

幾天前TCS中國首任CEO林先生從美國過來拜訪買家，約時間與我見面聊聊。起先我們談到了2007年TCS在中國市場首個大型金融項目遇到的問題與應對失當，以至于其后數年TCS在中國市場業績平平，遠沒有達到創建合資公司時，可行性研究報告的目標。之后我們又針對中國離岸服務企業群體，在美國市場的境遇和對策做了探討。

其實今年四月，我陪同商務部領導訪問新加坡時，曾拜訪過TCS亞太區總部，應該說對其近期發展有了解。經林先生略作說明，還是頗受震撼。截止到今年十月，TCS的員工規模已經超過20萬人，2011-2012財年營業收入目標100億美元（人均單價超過5萬美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同比增長20%以上。

我特別向林先生詢問了TCS在美國的發展情況：4月，在新加坡TCS亞太區總裁潘迪先生曾說，TCS在美國大約有1萬人？”林先生說：我們在美國的當地雇員大約是1萬人，從印度公司循環派美國到岸工作的雇員，一般會維持在1萬人上下，加起來我們在美國的員工總量應有2萬人左右。”

談話期間我也特別請林先生，就中國服務企業在美國市場面臨的問題給一些建議。我與林先生已有七年多的交往，所以我們之間的意見交換十分坦誠。林先生認為：面對美國市場，中國除缺乏一個有效的行業組織之外，中國企業還有兩個核心瓶頸問題：其一是缺乏美國到岸市場拓展能力；其二是沒有積累出針對美國行業市場的核心技術及解決方案能力，使得中國企業與印度企業相比，基本不具備行業市場競爭力。

我們兩人都同意，中國的在岸市場是未來中國企業的市場母地。離岸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對中國企業來說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首先，在美國到岸市場，中國企業與印度企業相比在交付能力方面，仍有著巨大的差距。NASSCOM在美國市場的活動能量，短期內中國不會有類似機構可望其項背。僅就我們兩國第一梯隊服務企業作對比，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們之間的距離未發生變化。十年前，我們企業規模在三、五百人的時候，印度企業規模為六千到一萬人。今天中國最大的企業突破萬人的時候，印度第一梯隊企業規模約為十五到二十萬人。在人均單價方面，印度仍是我們的兩倍或更多。究其原因如下：

（1）降低環節成本

盡管在產業發展初期，印度政府反應十分遲緩。但1990年之后，在NASSCOM的幫助下，印度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均圍繞著降低企業成本和提高國際競爭力展開。印度政府免掉了服務外包產業鏈上除個人所得稅外的全部稅收，包括：營業稅、企業所得稅、軟件和服務進出口環節稅、服務企業自用設備進口稅。員工社會保險繳費標準在15-20%左右。

（2）壓縮載體和平臺成本

在印度企業高速成長期間，印度的地方政府，為企業提供了零地價或近乎零地價的園區及配套設施建設用地政策，為企業搭建載體、員工安居，提供了低成本承載平臺。同時在網絡與通信成本方面，印度提出了建立國家虛擬軟件園區的概念，通過微波中繼、衛星通信和光纜，構成了連接各企業自建園區的低成本國際通信網絡。在保證網絡通信質量的同時，進一步降低了企業運營成本。

（3）積蓄市場競爭資源

低成本運營，不但保障了印度企業的高速成長，同時讓企業有能力加大研發投入，形成專有技術和行業解決方案能力。隨著印度企業陸續上市融資，掀起了一輪并購美國市場窗口企業和技術公司的浪潮。為印度企業積蓄了難得的高端人力資源、市場渠道、核心技術及行業解決方案能力。

（4）提升目標市場的到岸競爭力

資源的有效積蓄，讓印度企業如虎添翼，迅速形成與IBM、HP、埃森哲等美國一線服務企業在其主場競爭的實力。同時讓印度企業的人均服務收入不斷上升，企業進入了高速且良性成長階段。以近幾年的數據看，印度第一梯隊企業，一直保持著20%以上的年成長率，人均單價堅挺且仍有提升。

（5）審時度勢逆勢收購

數據表明08年至今，印度企業離岸業務，并未受到全球經濟危機影響。在歐、美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刻，一些印度企業抓住機遇逆勢收購歐、美大型跨國企業的后臺業務部門，迅速擴大BPO業務的市場份額，反而獲得了意外的超速成長。

對比印度，反觀中國企業，服務外包產業發展之初，我們依靠大型跨國服務企業的橋梁作用，間接進入離岸市場。在產業的發展初期，確實幫我們的服務企業邁出了快速成長的第一步。

2001年的18號文件、2006年商務部牽頭，十余部委共同推動的服務外包產業扶持政策，鞏固了企業的高速成長勢頭，實現了首個5年十倍速的企業規模超速發展階段。中國離岸服務外包第一梯隊十家領軍企業，依次在海內、外市場上市融資，并開始通過并購和自然成長，形成離岸市場目的地國到岸交付能力。僅以北京企業為例，幾家領軍企業合計已在美國形成了約2000人的市場和交付團隊。第二梯隊的100家服務企業也在本輪政策扶持下，進入快速成長期。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過于依賴大型跨國服務企業的橋梁作用，也讓中國企業患上了面對離岸市場的軟骨病。中國服務企業主要離岸業務份額，仍十分依賴跨國服務企業的開發、測試業務的轉移，許多企業，成為大型跨國服務企業的附屬加工車間”和成本中心。這種低單價，按交付團隊服務人數計價的業務方式，形成類似之前我國制造業三來一補”后臺加工廠的服務模式。

而近幾年國內高企的房價（住宅和寫字樓）、不斷上行的通貨膨脹、高昂的信貸成本、個人所得稅、高達44.1%(僅企業繳納部分)的社會保險與公積金統籌、不斷上升的匯率等因素。在壓縮企業凈收益的同時，不斷抬升企業的人工成本、辦公物業租賃成本和財務成本，讓服務外包企業的利潤銳減。今天多數服務外包企業，除有效地為社會承擔了擴大高校畢業生就業責任外，已無力集中資源投入研發，以保障核心技術及行業解決方案能力的積蓄，服務外包進入十年高速發展后的第一個調整期。

為此我們希望，應在以下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讓服務外包企業，在規模快速成長的同時，能迅速積蓄高端人力資源、離岸目的國市場渠道，加大核心服務技術研發投入并逐步形成離岸行業市場的咨詢和解決方案能力，整體提升中國服務外包企業，離岸市場的到岸競爭實力。

一、建立統一的國家離岸服務外包市場拓展平臺

如前所述，我們與印度最大的差別：印度進入目的國市場在先，而后將離岸業務轉移回本土，形成到岸營銷、交付，帶動印度本土服務團隊的前店后廠”模式。

中國是依靠大型跨國服務企業作為橋梁，轉移離岸目的國服務業務，逐步形成的類似三來一補”的服務加工貿易模式。與印度比，我們企業對離岸服務目的國的營銷能力先天不足，加上缺乏國家行業組織，我們企業的海外銷售能力與印度的差距被進一步拉大。

為此建議：集中使用國家的服務外包平臺建設資金，將硬平臺建設轉變為軟平臺建設，形成離岸服務外包的到岸市場拓展平臺，為我國服務外包企業的海外市場拓展，奠定良好的前期市場基礎。具體如下：

離岸市場宣傳

與知名跨國咨詢公司一起，每年形成數十篇服務外包產業研究報告。在海外有影響的力的專業期刊、雜志上以軟廣告方式，宣傳中國服務外包產業整體形象、國家服務外包品牌和知名服務外包企業。
應答NASSCOM研究報告中對我國產業的失實描述和詬病，讓全球買家有通暢的渠道，真實的了解中國的服務外包產業現狀和快速成長中的交付企業的實力。

推動離岸產業交流

將服務外包產業和優秀服務企業推介工作，做到離岸服務目的國去。根據之前北京和大連的經驗，到岸的推介會議，針對服務買家的路演，針對證券市場投資人的說明會，與目的國現地行業組織、工會組織、政府主管機構、立法機構的交流溝通，都非常有意義。

定期參加國際上有影響力的行業會議，用優秀企業的服務案例去影響買家；舉辦國際服務外包交易會議，邀請全球500強買家參會，為服務企業搭建溝通平臺。

與各國行業組織合作、吸引有經驗的行業專家和海歸來華工作、促成海內外買家與賣家之間多向交流，目標是將我國服務外包產業交付能力，推銷到海外去，提升我國企業的競爭力。

與政府協調離岸服務政策

協助政府有關部門就服務外包產業定義、統計口徑、企業認證、行業政策等進行梳理，形成一套有效的互動機制，創新建立適應服務外包產業快速發展的政策解決方案。

協助國家就信息安全”和個人隱私保護”立法

為國家法律研究和立法機構，提供先行國家信息安全”和個人隱私保護”立法的相關信息，研究這些國家的相關資料和法規范本。邀請海外相關的法律專家，來華與我國的法律研究機構和立法機構交流。

啟動本土市場

幫助政府和國企買家，逐步建立CIO職位設置。引進國際一流服務外包咨詢機構，幫助國內服務買家學會如何外包業務、如何管理供應商、如何控制委托業務的質量。幫助政府和國企建設類似硬件采購的流程、供應商篩選方法、服務評價標準、采購定價機制、制定質量標準、保障買家的知識產權和信息安全、保護買賣雙方權益的操作流程。

關于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是服務外包產業的核心資源，也是離岸服務外包的主要瓶頸。有效的人力資源供給能力，是產業高速發展的引擎。制定產業的人力資源戰略，引進海外優秀服務外包人力資源訓練機構和服務目的國人力資源標準，與國內教育機構、社會訓練機構及服務企業一起，打通離岸服務的人力資源供給瓶頸。

離岸服務外包市場拓展平臺

離岸服務外包市場拓展平臺，應與離岸市場上游戲規則并軌。在國際市場上，由行業組織出面代表企業做整體市場拓展工作，是通行的規則。其效果遠優于今天各地方政府在海外市場上打頭陣、招商推介、各自為戰，大量釋放南轅北轍的產業數據，讓買家一頭霧水，無所適從的局面。

國際通行規則：服務外包首先是國家品牌，而后才是領軍企業品牌，再其次才是地方城市品牌。縮短我們與印度市場能力差距，應是盡速建立離岸服務外包的到岸市場拓展平臺，這也是國家服務外包行業組織的基本工作責任。

二、加強前端市場的政策支持力度

鼓勵企業的海外資源并購

本輪的歐洲債務危機帶動的歐美經濟下滑，為我們創造了繼08年金融危機后，又一次收購海外服務外包資源（服務窗口企業、行業服務技術公司、大企業后臺業務部門等）”的良好時機。讓服務外包企業的海外資源并購，享受與礦產、石油等資源類海外收購相同的國家政策和政策性銀行（如國家進出口銀行）低息優惠貸款。利現有的出口貼息政策，給予進一步的貼息支持，讓服務企業在海外的核心資源并購成本最小化。

給予服務外包企業自有外匯的支配權

隨著規模較大服務外包企業，在離岸服務目的地國觸角的延伸，他們設立在海外的分支機構（或收購的現地企業）規?？焖賶汛蟆Ｒ员本槔?，排名前十的中國離岸服務企業，在北美、歐洲、日本和印度，合計已有2000人以上規模的到岸市場、營銷和服務交付團隊。這一部分員工的人均單價，一般在10萬美元上下，同時他們又會為在中國本土的團隊，帶來1比10左右的離岸服務訂單。

在北美一般用周薪或半月薪方式支付員工工資，而國內限于外匯管制的原因，企業用外匯支付海外雇員薪酬的最短審批流程為45天，如此就迫使企業不敢將海外的外匯收入匯回國內。以北京為例，應有超過兩億美元的外匯收入滯留海外，這不但減少了離岸收入規模，也給企業帶來內、外財務管理的賬面差異，給海外證券市場做空中國上市企業留下了口實。

建議：建立針對這部分服務外包企業資質認證機制。經認證的企業，可以在外匯管理局指定的銀行（如中國銀行）設立外匯現匯賬戶。每年在預算內（可在前一年的年末，由企業提交，經商務部門和外匯管理局批準來年的外匯收、支預算）自由支配其自有外匯收入。

三、合理壓縮離岸服務企業的人力資源成本

我國的社保體制是統一繳費標準，即企業應為員工繳納社保公積金為稅前工資的44.1%，員工個人應繳納社保公積金為稅前工資的22.2%，合計為66.3%。員工退休后，國家按照屆時社會平均工資的20%支付養老金。也就是說，企業員工平時的社保繳費多寡與退休后領取退休金數額關聯不大。由于服務外包企業員工平均工資，遠高于制造企業，故此服務外包企業的人均社保繳費負擔，會2-3倍于制造業企業員工。與印度企業15-20%的社保繳費比例相比，同一級別的工程技術人員，在工資相同的情況下，我們企業的人力成本平均會高于印度15-20%，這直接制約了我國服務外包企業的價格競爭力。

為此建議：對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的社保繳費比例給予相應的折讓，在保證人均繳費金額高于制造業平均水平的基礎上，降低社保繳費比例或采用先繳后退的方式，合理負擔社會保障積累。

四、鼓勵地方政府支持企業自建園區及配套設施

隨著服務外包企業規模的迅速壯大（由1萬人向10萬人規模邁進），大企業自行建設服務外包產業園，將是今后的一個主要趨勢。而員工的住宿問題，尤其是剛剛就業的大學畢業生住宿問題，一直困擾著員工和企業。服務外包，應是產業發展與城市建設有機的融為一體的項目，即無錫和成都的產成一體”建設思路。近兩年服務外包企業用人成本高企，最主要的推動因素是通貨膨脹和高房價。

為此建議：鼓勵21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在支持大型服務外包企業建設產業園的同時，配套建設用于員工自住的白領公寓，以解決大學畢業新入職員工前五年的住宿問題。之后，隨著個人收入的成長，其住宿問題可轉由市場上的商業地產解決。

五、將服務外包企業的技術研發納入國家科技項目扶持計劃

離岸服務外包的核心競爭力，是基于行業服務的核心技術和整體解決方案能力，這也是我們與印度企業相比最大的弱項。未來，中國服務外包企業，能否實現規模與交付能力（掌握的行業技術和較高的服務價格）的同步高速成長，將取決于是否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到核心技術的研發上。

為此建議：將服務外包企業的技術研發項目，納入國家科技項目扶持計劃或列入核高基”計劃。通過國家與企業五到十年的共同努力，培育出一批，收入超過50億美元、人員規模超10萬人、人均收入超過5萬美元的領軍服務企業，形成與跨國服務企業如IBM、HP、埃森哲、富士通、NEC等，在全球服務外包市場進行競爭的能力。

（本文來源于《chinasourcing》雜志中文版2011年11月刊，作者為北京服務外包企業協會理事長，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服務外包工作委員會高級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