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美國情報人員來說，奧巴馬更像他們所在公司的CEO。

　　美體小鋪”（Body Shop），這家英國連鎖化妝品企業在中國小有名氣，但這個名字在美國有另一個用途—用來昵稱那些承包涉及國家安全的情報工作的私人公司”。

　　因為9·11以來美國政府龐大的國防計劃，目前能夠得到頂級情報工作許可的私人公司已經超過300家。根據《華盛頓郵報》估計，美國目前涉及最高情報工作的人員有85.4萬人，其中26.5萬人為外包雇員，比例高達31%。

　　美國的各種情報工作，也許并不像好萊塢電影描述的那樣充滿青春、熱血和愛國激情。在媒體剝絲抽繭的報道下，人們發現了一個遠遠不同于公共服務部門”而類似于商業機構的系統。這家巨大的 美國安全公司”，業務輻射全球，絲毫不遜色于任何一家跨國巨頭。

　　國防外包業興起

　　美國大量情報外包工作的出現，在本質上有兩個原因：經濟因素和9·11后急劇擴張的國家安全需求，這兩者本身又互為因果。

　　9·11事件之后，國家安全”成為壓倒一切的要務。而伴隨著對阿富汗、伊拉克進行的一系列戰事，美國原有體制下的情報及相關力量儲備顯得捉襟見肘。

　　譬如，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因為長期存在于中央情報局（CIA）和聯邦調查局（FBI）這兩大機構的陰影下而顯得十分低調，以至于被一度戲稱為查無此部”（No Such Agency）。而反恐戰爭需要這類部門必須承擔其比以往更多的責任。

　　在此背景下，大量私人公司獲得了聯邦政府頒發的頂級國家安全工作許可”，從事與國家安全和反恐戰爭有關的工作。

　　在美國CIA總部的一堵大理石墻上，用金屬五角星代表陣亡于反恐戰爭中的情報人員，其中有8顆星代表的是外包公司的雇員。

　　這些外包人員暗殺敵軍將領、制定作戰計劃；他們收集戰場信息和破壞敵方網絡；他們是最好的老兵，也是飛行員和黑客，還是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和工程師。華盛頓的四星上將們身邊，幾乎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

　　這些公司雇員在工作性質上和FBI、CIA或者各個兵種情報局的正式成員并無不同，甚至有一些獵頭公司專門幫助政府物色專業人才，往往能得到一個人5萬美元的報酬。

　　外包公司能給參與情報工作的人員更高的報酬，經常是聯邦政府付給經驗豐富者的兩倍。而由于公司之間的人員競爭非常激烈，情報人員經常能得到諸如寶馬汽車或者15000美元的特別津貼。

　　將情報工作外包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跳過繁瑣的公務員雇用程序，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人力資源。另外，承包公司還可以負擔人員招募、部分培訓、福利、撫恤等工作，節省政府精力。

　　臨時工的利弊

　　磅礴的國防計劃讓一批企業水漲船高，他們的業績隨著美國軍艦和戰機在世界的游蕩而擴張。

　　成立于1952年的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是其中的佼佼者。從2000-2009年，其收入從10.4億美元增加到31.9億美元，員工由43300人增加到91700人。業務包括三大板塊：海洋、作戰系統和資訊科技。

　　9·11發生時，通用動力和9家美國情報機構合作，而現在它接受美國所有情報機構（16家）的外包任務。

　　除了通用動力這類巨頭，1814家承擔頂級情報外包工作的中小型公司，1/3成立于9·11以后。

　　如成立于9·11以后的SGIS，主要為美國的技術和軍事部門提供電腦工程師和網絡維護者。2003年，這家公司的收入只有370萬美元，但到2006年已經飆升到3000萬美元，2009年更是達到1億美元。

　　奧巴馬入主白宮之后，情報工作外包做法受到了質疑，

　　不在正規軍”體系下，承包商總是惹出各種各樣的麻煩。濫殺平民、虐待俘虜、不專業的情報分析等等都讓美國政府頭疼，比如在伊拉克被指控濫殺平民的黑水國際”安保公司。

　　此外，這種做法也涉及國際法問題，比如雇傭兵不享受《日內瓦公約》中的一些保護條款。

　　奧巴馬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用兩年時間減少7%的外包人員。即使如此，外包依然占據了整個情報工作30%的份額。

　　讓正式的聯邦雇員取代外包人員并不容易，事實上聯邦政府也不太清楚具體有多少人從事外包服務。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希望減少13%國防部外包人員，讓其恢復到9·11之前的水平，但是即使是他也不了解從事國防安全工作的人員數字。

　　在美國土安全部，外包人員的人數幾乎和正式雇員一樣，其機構依賴318家公司處理大量基礎性工作，另外還有19家獵頭公司正為其尋訪適合的人員。在處理情報工作的辦公室中，10個人里有6個人來自私人的承包公司。

　　美國國家偵察局有大量的衛星監控工作需要實施和維持，但沒有4家外包公司的協助，它就無力保持對中國、朝鮮和伊朗的圖像監視工作。

　　外包源自中世紀

　　其實，蓬勃發展的國防外包業，并非新生事物。它在西方社會有著深刻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淵源。

　　和東方不一樣，雇傭兵在中世紀以來的歷史中扮演著無比重要的角色，這本質上源于歐洲古代缺乏強烈的國家或民族概念。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和《佛羅倫薩史》中提及了一大批當時縱橫意大利乃至歐洲的雇傭兵頭子。這一職業直到現代民族國家興起后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又如在16-19世紀盛極一時的私掠制度”（Privateer）。當時許多海權強國授權給指定的航海家，允許他們可以針對本國以外的違法人士或者敵國的船隊進行追捕、摧毀（但是對海域、對象等有嚴格的限制，這是私掠和海盜的區別），在許多國際法場合不判定為海盜行為。這可謂一種比較制度化的外包。

　　然后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參戰各國特別是英美兩國大量征召商船參與包括運輸、護航等戰爭行動，創立了一種名為武裝商船”（Merchant Navy）的體制。二戰中英國損失的54%船只都屬于這個系統，陣亡人員高達3萬。武裝商船也不屬于海軍，而是一種在正規軍力量不足情況下的外包行為。

　　從美國來說，龐大的商務安保業是國防外包興起的基礎。摩根大通的Brian Ruttenbur估計，美國用于商業安保和商業情報領域的費用每年高達500億美元。《簡氏周刊》除了向讀者提供信息外，它的情報中心和數據庫也向花旗銀行一類的大公司開放，只要支票上的數字令人滿意。

　　另外，美國龐大的國防工業也使得具有專業軍事技能的人員大量存在于社會當中。如上文提及的上千家中小承包商，大部分都是由前CIA雇員創立。又如黑水國際的創建人Erik Prince、總裁 Gary Jackson、執行副總裁 Bill Mathews 以及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都曾是海豹突擊隊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