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兩國是非常大的經濟體，盡管遵循了不同的發展模式，但是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應該相互借鑒對方好的經驗。”4月15日，印度駐華大使拉奧琪女士在北京大學召開的“中印發展經驗研究北京工作會議”上表示。

會議發布了印度發展經驗研究報告，該報告是由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承擔的亞洲開發銀行“中印發展經驗研究”項目的研究成果。報告涵蓋教育、軟件與信息服務業發展以及金融改革等諸多領域。

中印互問發展之道

中國已經連續5年經濟增速超過10%，已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和第三大貿易國，被稱為“世界工廠”。而作為中國的鄰居，印度最近五年來，經濟平均增長達到了8.5%，尤其是服務業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辦公室”。

“世界工廠”與“世界辦公室”之間，近年來也發展了日趨緊密的經貿關系。

中印兩國的領導人，也都敏銳地觀察到了這一趨勢。據財政部部長助理張通介紹，“中印發展經驗研究”便直接緣自兩國政府高層的授意與推動。

中印發展經驗研究項目中方負責人、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寧騷表示，“項目有很強的政策可操作性，落腳點是為兩國政府進一步合作提供政策建議”。

在中印雙方各自選擇的四個希望借鑒對方經驗的領域中，中國選定的領域為教育(重點是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服務業(重點是IT產業)、私營企業發展以及金融部門改革和資本市場發展。而印方選擇的領域則為制造業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勞動力市場改革、基礎設施以及國有企業改革。

近年來，印度軟件和信息服務業迅速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少數幾個進入國際產業鏈高端的特殊例子，并吸引了近鄰中國的關注。

2007財年，印度IT市場規模為478億美元，其中，國內市場159億美元，出口319億美元。其軟件與服務業出口，僅次于美國，列世界第二。

政策推動不在于優惠政策多少

此前，有輿論認為，印度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的迅速崛起，有“偶然”的原因，比如英語是其大多數中產階級的工作語言，印度工程師較低標準的工資薪酬、印度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科院校比較發達等。

但“中印發展經驗研究”中方專家組認為，印度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的快速發展，與印度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頒布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并大力推進是密不可分的。

在《選擇先于稟賦——印度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發展經驗》的報告中，專家組成員姜奇平教授介紹，被稱作“亞洲的硅谷”的班加羅爾所在的卡納塔克邦在印度只是一個中等發達程度的邦，該邦經濟增長速度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稟賦條件差的情況下，卡納塔克邦對于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給予大量優惠政策，還創新性地采取了兩個戰略措施：一是主要從美國硅谷企業承接軟件開發合同，彌補國內需求不足；二是建造班加羅爾電子城，而沒有等待印度整體基礎設施水平的提高。

除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之外，印度中央政府層面也推出了一系列以稅收優惠為主的發揮競爭優勢的政策，終令班加羅爾一躍而成為印度信息產業的領軍之地。

姜奇平表示，“政府的推動不在于多少條優惠政策，其推動作用體現在當財政部門代表國家利益平衡各個部門的減稅要求上，多大程度上滿足了軟件和信息服務部門的要求而拒絕了其他非重點發展部門的要求。”

而在投融資領域，印度政府鼓勵風險投資體制的建立。政府資本積極參與風險投資，政府發起多個準風險投資基金支持創新，后改為官助民營的風險投資模式，政府主要提供間接模式。

“這是印度有別于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重要之點。印度沒有實行日本和韓國的主銀行制，而是選擇了更加符合自由市場經濟的做法，但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催生出國際級的大企業的產生。”姜奇平稱。

中國政府在過去十幾年中，也采取了政策推動型戰略，但專家組認為，與印度相比，中國在兩個方面還有較大的欠缺：

其一，中國政府也給予了國內的軟件企業以扶持，出臺了眾多的政策。這些政策，一方面促進了中國軟件企業的迅速發展，同時也成為部分國內軟件企業規避國外強大競爭對手的護身符。國家對于信息產業的保護和支持，其方法和方式都存在著問題，扭曲了軟件及信息產業的發展環境。

其二，中國先后出臺了多個軟件支持政策，互相都是補充、修正和替代的關系，比較零散，不成體系。并且由于各部委的配套文件相對獨立，很難對政策進行清楚的解讀。甚至出現了軟件優惠政策被一些軟件企業利用來從事房地產投機的現象，反映了政策不配套的消極后果。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