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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侵權主觀過錯程度對法定賠償的影響

從對商標權法定賠償的統計情況看，許多法院在法定賠償判決中均明確將侵權人的主觀過錯程度作為考量因素。在有的商標侵權案件中，被告方的主觀過錯程度甚至成為二審加重判賠或減少判賠的重要影響因子。例如，在福建高院二審終結的一起案件中，上訴人（一審原告）對一審的1．5萬元判賠數額不服，請求改判20萬元。二審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上訴人（一審被告）侵權主觀惡意明顯，應當從重確定賠償數額，最終，二審法院酌定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賠償8萬元損失。〔38〕而在廣東江門中院二審終結的一起案件中，一審法院認定被告的侵權主觀惡意較小，結合其他案情，酌定被告向原告賠償6萬元損失。而在二審裁判中，法院認為，被告所經營的產品本身系原告生產，其之所以在門面招牌上顯著標識原告商標，目的在于吸引相關公眾的注意以便更好的銷售產品，此舉雖構成對原告商標權的侵犯，但應認定被告的行為主觀與惡意侵權是有區別的，綜合考量其他因素，二審法院最終將判賠數額由6萬元減少至3萬元。
傳統民法理論認為，侵權人主觀過錯的有無是判斷其應否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基本前提，至于過錯的程度如何，對民法 “填平原則”的實現并不產生實質性影響。循此思路，我國當前在商標權法定賠償案件中對侵權主觀過錯程度的重視似乎更是為了凸顯法定賠償的懲罰性功能，即在侵權行為人主觀過錯大或者主觀故意、惡意明顯的情形，法定賠償的范圍也應隨之突破 “填平原則”的限制，通過懲罰性判賠以實現制裁、預防侵權行為的目的。然而本文對此持有異議：
首先，就懲罰性賠償的性質而言，其是指侵權人向權利人支付的超出其財產損害范圍的一種金錢賠償。在表現形式上，懲罰性賠償通常是以補償性賠償的倍數面目得以呈現的，如此方能有效發揮其威懾和預防作用。從我國商標權法定賠償的司法實踐看，雖然有相當數量的法院在其判決書中將 “侵權主觀過錯程度”列為參考因素，有的法院甚至還在判決書中明確判定侵權人存在主觀故意或惡意，但有關判決均無一例外的未對 “補償性賠償”與 “懲罰性賠償”做出區分，從這一角度觀察，我們顯然不能透過籠統的判賠結果貿然得出商標權法定賠償兼具有懲罰性功能的結論。事實上，在我國新修訂的商標法第63條第一款中確有針對 “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情形的加倍賠償規定，然而這一規定卻明確將法定賠償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由此看來，那種認為在商標權法定賠償裁判中可根據侵權故意或惡意加倍判賠的觀點并無任何法律依據。
其次，從準確適用商標權法定賠償的角度觀察，對侵權主觀故意與惡意的關注也并不意味著由此形成的法定判賠結果將必然具有懲罰性色彩。作為一種缺乏科學性與嚴密性的損害賠償認定方法，法定賠償的特點在于，需要整合各方面涉案因素對侵權行為可能造成的損害后果做出綜合性推斷。這其中，“主觀過錯程度”因素在商標侵權損害判賠中的意義在于，可以使法院對案件侵權情節的輕重以及由此造成的危害形成補充性認知，進而為公允、合理的判賠提供保障。在本文收集的商標侵權案件中，法院認定侵權故意或惡意的原因主要包括：①被告在訴訟期間或者在原告多次警告后仍未停止侵權；②被告在被法院認定為侵權或者在遭受工商查處后仍舊繼續實施侵權；③被告存在重復侵權行為；④被告存在利用系爭商標的虛假宣傳行為或者針對原告的產品名稱或包裝裝潢進行抄襲、模仿。本文認為，法院在上述四種情形中對侵權故意或惡意的認定，或是為了進一步說明被告的侵權經營規模、侵權持續時間等侵權情節，或意在強調侵權行為對原告利益的嚴重危害性，其本意仍在于盡可能的遵照日常生活的邏輯對侵權損害后果做出合理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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