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闌夕

就像廚師的本分就是把菜肴做得好吃，，游戲公司的本分，也是讓游戲盡可能好玩。

而正在經歷責難的手機游戲《王者榮耀》，它所犯下的唯一‘錯誤’——如果這種所謂‘錯誤’真的存在的話——那就是它過于好玩，以致于蜂擁而至的用戶數量多得超乎想像。

假設我們身處一個《王者榮耀》競爭失利的平行宇宙——非常不幸的，它不再如此風光，僅能位居手游市場的末流水準——即使《王者榮耀》的游戲內容及其玩法完全不亂，它也一定不會受到任何言辭鋒利的批判。

這就袒露出一個詭譎而滑稽的邏輯矛盾：判斷一件事物的尺度，并非取決于這件事物的素質，而是受到發展結果的不確定性影響，處于某種薛定諤式的量子狀態。 

這當然不符合常識。

如果闖紅燈是違法行為，那么一個人闖紅燈，和一萬個人闖紅燈，都不會改變行為的性質。

與此同時，要求游戲公司克制產品的市場攻占，無異于是在強加倒退指令，和發展生產力的原則南轅北轍。

這也正是粗獷且原始的思維產物：游戲——乃至一切娛樂手段——都是應當扼殺或是打壓的，老黎民既然有空，為什么不去把時間投入到‘真正’具有生產力的工作上呢?

將復雜的社會生態簡化為低幼級另外算術題，毫無疑問屬于巨嬰的專長。

一個人用了一個小時玩游戲，也就意味著國家損失了一個小時的生產力，如果數以千萬的人都把時間浪費在不事生產上，合計起來的損失就大得驚人。

所以這些人就都背負有道德污點，而為這些人提供娛樂設施的企業，則也帶有原罪，甚至把玩游戲這件事情替換成唱KTV、下象棋、放風箏，都是成立的。

姑且豈論這種指責是否與自然人擁有的自由權利發生沖突，它的推理方式自己就是一種違背科學不雅觀念的落后產物。

十八世紀的美國受到清教徒思想的影響，也曾將娛樂行為視作消耗生產力的罪責之一，紐約的小業主們一度向市政府求助，呼吁權力管管那些在休息日去不雅觀賞體育角逐、喝酒閑聊而沒有磨練技藝的工人。

直到工業化的社會基礎逐漸崩潰，人力資源的結構開始變得寬松起來，無論是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提出的‘閑暇社會’概念，還是德國傳播學專家諾利·紐曼構建的‘自我必定’學說，都從差別角度論證了娛樂的價值。

被摒棄的，則是具有道德制高點的‘勞動至上’理論。事實證明，正是那些勞動之外的娛樂產業進入發展階段，才讓全球經濟迎來持續增長，工作和娛樂之間的邊界也日益模糊。當娛樂消費產生的時候，可能就直接促進了另一端的娛樂生產。

這也是現代經濟對于‘享樂主義’的最好正名，它不再通過權威去對大眾行為進行有意義或是無意義的判斷，而是依據市場展開選擇，只要供應自己能夠滿足需求——以及基于合法程序——那么這項行為就是有意義的。

故而一個健康而多元的社會，很難支持‘玩物喪志’的指控，因為玩樂既是自然權利，也是經濟拼圖的組成部分，只是飾演他人家長的熱情欲望和入戲表示，每隔幾年都會如期上演，致使審美疲勞頻生。

曾幾何時，‘四室一廳’還是張牙舞爪的洪水猛獸，而今它們已經經過產業升級，成為了商業地產里溫潤安然安祥的桌球吧、電影院、娛樂館等。

十五年前，北京藍極速網吧的一場大火，燒出了國務院加強未成年人思想建設的若干意見，到了今天，中國的網民規模已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基礎。

如在昨日，《魔獸世界》是否毀了一代人的爭論還在各執一詞，而在去年，暴雪推出的《魔獸》電影，卻在中國取得了全球最為出色的票房成績。

當然，也有實質不改的電擊治療網癮機構和阿誰著名的楊姓醫生，這個處在時間夾縫里停滯不前的事業，倒是可以和間歇性的管制主張遙相輝映，主動充當公眾的辦理層。

中國的游戲行業，面臨著和文化創作極為相似的考驗，也就是如何分辨它的受眾，以及在缺乏分級的情況下防微杜漸。

任何一家游戲公司都沒有權力和能力挑選用戶，也從未有過監護權的交接，即使它們需要承擔必然程度的道德責任，其分量也遠遠低于真正起到監護作用的角色。

《王者榮耀》這款游戲沒有任何特殊性——它沒有在游戲設計里故意取悅和誘導兒童用戶。相反，‘小學生’玩家反而是游戲生態里令人深惡痛絕的群體——騰訊的無辜在于，礙于國情和形勢，它需要越俎代庖的去擔起部分家庭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