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6月29日訊　社會企業強調用商業策略來解決社會問題，作為一種組織形態，在歐美社會已有上百年的生長史。近幾年，在中國一些商業基金、草根非營利組織、公益風險投資、一般企業有向社會企業轉型的動作，它們秉承利潤最大化原則，有完整的商業規劃。但是在記者調查中發現，大家對社會企業的理解還不統一。

　　當各界熱烈討論互聯網+”時，梁春曉從阿里巴巴副總裁位置上退了下來，因為互聯網趨勢已經清晰可見”，自己的興趣點轉向了對社會企業的研究，隱隱約約地感覺到，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簡稱SE)是中國乃至全球的大未來。”

　　社會企業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如何運作？在中國怎樣發展？有怎樣的機遇和挑戰？能不能成為未來的商業主角？《國際金融報》記者歷時數月，調查走訪多家基金和企業，試著揭開這個對多數人來說非常陌生的領域。

　　商業基金轉向

　　IDG資本的合伙人李豐說起自己看中的投資，被公益基金搶投時，滿腹遺憾，這是我投資生涯中非常少見的案例，一見面我就基本決定要投他們。”

　　這個項目是幾個畢業生為農村孩子們提供Pad等數字化教學工具而發起的公益項目，專注于商業風險投資的李豐決定以IDG資本入股這一公益項目。

　　快要成交時，公益發起人卻倒向另一家基金，準確地說是一家公益基金，李豐開什么條件，對方就提供同等條件。按照我的投資風格，如果項目跟丟了，很少再去追，但是這個項目一直追了大半年。實在太看好這個公益項目。”

　　磨了七八個月，李豐終于說服公益基金、公益發起人讓IDG來投，但IDG公司內部幾乎所有人都反對這項投資，商業基金投資公益項目，能掙錢嗎？”

　　不得已，李豐動用了合伙人一年只有一次的獨立決策權，一個合伙人在一年，可以投資杠桿金額以下的金額，就是不管其他人如何反對，你都可以投，為了這件事情最終我用了我的一票。”

　　截至目前，李豐已經在過去兩年持續投資了5-10個從事公益的企業。

　　據記者了解，當下，商業投資人不再只是將公益作為公司品牌宣傳，而是專門成立獨立基金，把公益項目投資作為獨立基金投資方向，而且把公益項目的創新成果，納入商業投資機構內部創新的來源。

　　星展基金是星展銀行撥出5000萬新加坡元成立的。據負責人Patsian Low介紹，該基金獨立于星展銀行，已經支持亞洲200多家公益機構，今年還將支持社會企業研究中心”進行300多家大中華區社會企業調研，以形成大中華區數據庫。

　　商業企業嬗變

　　社會企業，在中國尚缺法律意義上的概念，英國社會企業聯盟提供了一個簡單的定義：運用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的”，但是具體到運作方法，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除了商業資本入股公益項目，一些公益項目本身也轉型為社會企業正成為更自由而高效的方式。

　　我是一個先天遺傳的重癥血友病人，寸步難行，無緣校門。”身患重癥血友病的鄭衛寧在第三次自殺被救活之后，靠著母親留下的用于輸血的30萬元養命錢，來到深圳與幾名殘疾人一起創業。

　　經過數年發展，他創辦的殘友集團年產值10億元，成為包含一家慈善基金會、11家社會組織、34家社會企業、數千名殘疾人集中穩定就業的三位一體”殘友事業公益平臺。

　　雖然員工90%以上是殘疾大學生，不僅沒有成為政府、社會的負擔，反而不靠救濟，自我運營發展，建設出全球惟一一家由殘疾人獨立運營、為殘疾人提供全套幫助的科技集團。據記者了解，像大亞灣核電站、中國銀行、華為這樣一些對安全和技術指數要求相當高的企業，也都將業務交給了殘友集團。

　　殘友集團在軟件開發領域已經通過了美國的CMMI(即集成的能力成熟度模型”，是國際上軟件業最權威的評估認證體系)5級認證。殘友是全球惟一獲此殊榮的中小企業。在這一領域，華為也只拿到了CMMI4級認證。

　　如今，鄭衛寧把殘友集團90%股份，通過律師公證裸捐了出去用于公益事業，把殘友集團的利潤分成兩塊使用，一塊繼續用于企業的持續發展，另一塊通過基金會撥給9家公益機構，由這些機構為集團里的員工提供8小時之外的免費吃、住、洗衣、心理輔導、出行等社會服務”。

　　在殘友的構架里，資本、公益和商業形成三位一體的循環模式：非公募基金會控制著資本，對旗下的社會企業絕對控股;社會企業的利潤可以支撐基金會的運營，而基金會旗下的非營利組織則承擔了對殘疾人員工及社區的社會服務部分。

　　像殘友集團這樣的企業，出發點是公益，而運用的方法是商業，即用商業方法做公益的社會企業，在中國是比較典型的。

　　公益基金順勢

　　商業基金、商業企業開始做公益項目，而公益基金只需順勢而為。

　　政府對社會創新、公益創投、社會企業明確了它公益的屬性，這里面肯定少不了公益領袖的聲音。” 育公益創投”聯合創始人張紅巖說。

　　公益基金作為投資者，與商業基金相比，更強調陪伴社會企業家實現社會價值，解決社會問題，而投資收益并不是硬性指標。據張紅巖介紹，成功度過三四個月培訓周期的創業者，將得到育公益創投”三四百萬的投資，而該基金用合伙制企業的方式完成孵化和投資，這樣商業和公益共同結合的手段，能提供足夠的靈活性。

　　北京樂平公益基金總共投了5家社會企業，超過1億元的規模，包括2家小額信貸的公司，1家針對流動人口子女高質量早教的項目，以及有機農業，共四大類業務。增愛公益基金會從2010年開始每年評選全國優秀社會企業，每個企業資助20萬元，持續3年，基金會的資金除了捐贈人指定受捐者之外，其他自由資金全部用于支持社會企業發展。

　　LGT集團是歐洲最大的私人銀行、資產管理公司之一，旗下的LGT公益創投基金中國區負責人丁靖怡告訴記者，基金內部有嚴格的評估系統，最主要的五大指標之首，就是運營模式能否有效解決社會問題，而對于社會影響力投資目標，則有詳細指標，包括幫助了多少人，提升了多少收入，他的自信心、尊嚴提升了多少，社會影響力并非僅僅指知名度。當然，能承擔推動一個領域創新的機構，也基本是該領域數一數二的。”

　　甚至一些公益基金投資人，為了長期培養社會企業家，允許其將投資資金用于個人教育、贍養父母等個人成長需求。

　　南都公益基金會有針對早期創業者的銀杏計劃”，每年為創業者提供10萬元，持續3年。基金會秘書長彭艷妮介紹，這個錢非常靈活，去用于自己的生活費也可以，去學習也可以，有的人拿錢租了一個房子，這樣他生活成本就降低了，有的是拿一部分錢帶他父母旅游一趟，因為很多創業者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他非常苦悶，他通過旅游，家人理解他為什么做這個事，這個對銀杏伙伴的幫助很大。”

　　服務領域新生

　　社會企業的生存空間是由它能服務的對象直接決定的，從國外經驗看，社會企業主要專注于養老、教育、醫療、環保、弱勢群體等公共服務產產業。

　　洛克菲勒基金會與與摩根大通銀行聯合發布的影響力投資報告預測，2010年到2020年，全球在住宅、水資源、醫療衛生、教育、普惠金融投資金額將達到4000億到1萬億美元，利潤將達到1830億到6670億美元。從中國的發展趨勢看，上述預測是非常保守的。”徐永光的綜合研究報告表示，公共服務產業未來5年有二三十萬億的社會投資市場規模。”

　　公共服務產業擁有巨大規模空間，然而卻長期融資困難。中國在這方面的投資，原本主要由政府推動，市場融資較困難。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公益基金開始試水，但是怎么搞，也是沒經驗，主要還是捐助等初級形式”。

　　數據統計顯示，中國每年有1000多億慈善捐款，有2000多億存量慈善資金。在徐永光看來，在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有20多萬家民辦非營利性機構，而囿于民辦非營利性機構的非營利性質，投資人無財產權、無投資回報、無融資資格、不能設立分支機構，和實際上不予免稅的假私濟公‘五不’政策，對這些領域的社會投資產生了嚴重抑制。”

　　正因為如此，雖然明知有巨大市場空間，但公共服務領域仍令全球投資者慎之又慎。中央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2014年以來，為了推動民非轉型，為社會投資開閘，10部委連續下發了10多個文件，最大突破是為‘民非+公司’開方便之門。民辦教育機構可以任選民非或公司體制;民非養老機構舉辦者可以同時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對民非進行固定資產租賃和資金借貸。”徐永光說，這些領域，以民非的非營利體制尋求公益捐款投入，可能幾十億都籌不到;而民非+公司，吸引投資可能在數萬億計。”

　　上海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扶持的屋里廂”，是一家給政府社區公共設施提供外包服務的機構，是公私合營(PPP)模式的典型案例。2015年，他們在長三角地區托管政府公共服務設施面積達3萬多平米，營業收入3200多萬。他們正考慮引進社會投資，以民非+公司”的模式把服務規模做大，以適應政府巨大的需求。

　　社會企業壁壘

　　當前，中國政府正提倡萬眾創新，只是創新動力從何而來？明茨伯格在新著《社會再平衡》中強調，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政府(公權)、市場(私權)和社會(共權)齊頭并進的發展，應該讓社會組織成為教育、醫療、慈善等行業的主導治理形式和服務提供的主體。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長侯伊莎說，社會企業為這些主體創新提供了新的載體”。

　　在普遍被認為是社會企業最發達的英國，社會企業的創新，已經超過了商業中小企業，成為英國最具影響力的創新力量之一。UnLtd UK 是英國專注扶持早期創業者的聯盟，其CEO向記者表示，以過去一年是否開發新產品或服務作為創新的指標，英國只有43%的中小商業企業在過去一年開發新產品或服務，而社會企業則有56%達到，而新產品和服務是企業創新的重要指標。在利潤增長方面，過去一年有38%的社會企業實現利潤增長，而中小商業企業的比例只有29%。”

　　然而社會企業在中國遭遇的首要困難是文化壁壘。商業與公益能否真正合作，公益與私利能否雙贏？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經濟目標可稱之為利，社會目標可稱之為義，一般人認為利和義是對立的，兩者很難融合。如果幾年前有公益人站出來討論與商業合作，很可能遭致非議，然而，在社會實踐中我們發現，這已經是歷史大趨勢。”年逾七旬的增愛公益基金會理事長胡錦星是中國公益慈善界的元老，他仍然堅持親自到一線調研。

　　有學者形象地把由慈善到商業的融合比喻為一個光譜，一段是純慈善，另外一段是純商業。光譜的兩端在向中間靠攏，相互融合，社會企業、社會影響力投資就是這種融合的新形態，也或者是新的工業形態，其中，偏向純慈善的是社會經濟，包括社會企業、社會投資等;偏向純商業的是包括企業的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投資等。”

　　朱小斌是中國最早的社會企業研究者、推動者之一，他多年前就辭去上海財經大學教職，成立中國第一家獨立的中國社會企業研究中心”。朱小斌認為社會企業的本質是企業，他向記者反問：政府每年撥巨款給科技創新企業，給予最優惠的政策扶持，既然科技創新得到政府、社會支持理所應當，那為什么社會創新、解決社會問題的企業，卻不允許盈利？解決問題的人理應得到公平的回報。”

　　但中國尚無對社會企業的法規、行業規則，當公益與商業融合，如何保證社會企業不是假借公益的旗號公權私用”？在這一領域發展的初期，行業領袖制定的行業框架至關重要。

　　當記者向徐永光表達這一疑慮時，徐永光一字一頓地強調，財務必須公開透明。不同于商業企業，社會企業可能接受公益捐贈。對社會企業的投資，也不能只是以利潤率為標準，所有評判標準必須落實在被幫助對象身上，如何解決了他們的困難，產生怎樣的社會效應。”

　　但當記者進一步問到作為國務院參事室研究員的他，是否在推動制定社會企業的法規時，徐永光立即擺擺手，太急于立法會把它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