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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臺灣地區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改革的制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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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臺灣地區近年來知識產權司法制度改革突破頗多,其中既涉及基本訴訟制度,如案件管轄權問題,又對具體案件審理規則做出規定,如設立技術審查官、簡化訴訟程序等。綜合我國臺灣地區近年來制定或修訂的一系列知識產權司法規則,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設立專門“智慧財產法院”,實行知識產權案件專屬管轄
知識產權的本質是民事權利,其主要救濟途徑以民事救濟為主,因此涉及知識產權案件主要由民事庭審理。但是,知識產權在確權過程中涉及行政機關,嚴重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同時又觸犯刑事法律,再加上案件本身具有專業性和技術性,案件審理相對復雜。在我國臺灣地區,由于長期實行司法二元體制,因此與知識產權相關的行政案件由行政法院審理,其他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一律交由普通法院的知識產權庭審理,無法實現司法資源的高效合理配置,于當事人權利保障無益,因此近年來知識產權司法體制改革的重點突破就是設立智慧財產專門法院,實行知識產權案件專屬管轄。
根據2012年5月12日修訂的“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3條,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如下:第一,依照“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理條例”“營業秘密法”“積體電路布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所保護的智慧財產第一審和第二審民事訴訟案件,以及第一審行政訴訟案件和強制執行案件;第二,在涉及智慧財產權利保護的刑事案件中,由于當事人不服地方法院依據通常程序、簡易程序或協商程序上訴或抗訴案件,但不包括少年刑事案件;第三,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之案件。由上述規定可以看出,智慧財產法院可以同時審理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這無疑是其司法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由于知識產權案件的專業性較強,智慧財產法院在法官構成上也較一般法院嚴格,智慧財產法院院長應當具有“最高法院”法官、“最高行政法院”法官或者“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任用資格,并有領導才能。對于智慧財產法院法官,也有任職年限、行政級別等明確要求,從而提升了案件審判的專業水準,以確保案件審理結果的公平公正。智慧財產法院的設立,突破了原有司法二元體制的束縛,對于規范知識產權案件審理程序、提升案件審理效率和專業水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也符合未來知識產權案件審理模式的發展方向。
二、實行技術審查官制度,提升專業審判品質
在智慧財產法院的人員構成中,除了法官,技術審查官的設立無疑是案件公正審理的又一重要保障。誠然,知識產權案件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僅僅具備法律知識背景并不能完全勝任,很多法官在審理專利糾紛時面對紛繁復雜的專利技術圖紙一頭霧水,欠缺對涉案技術的判斷力,片面依賴鑒定結論,必然會影響案件審理質量和效率,這也是設立技術審查官制度的初衷。我國臺灣地區技術審查官制度源自對日本“法院調查官”制度的借鑒。日本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在一般法官基礎上增設法院調查官一職,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法院調查官可以協助法官進行技術問題的判斷,對涉案技術資料提供專業意見,在司法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國臺灣地區,根據“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選任技術審查官要求非常嚴格,由于知識產權案件范圍廣泛,技術審查官多為資深人士擔任,背景多元化,涉及化工、科技、機械等多個領域,并且“司法院”可以根據案件審理情況借調智慧財產專業知識或技術人員充任技術審查官。技術審查官不同于司法鑒定人員,他們具有廣泛的技術背景,在案件審理中根據法官要求,負責收集案件之技術資料,分析并進行技術判斷,提出技術意見并參與訴訟程序。
技術審查官制度,使得法院審理技術案件擺脫了對技術鑒定結論的單純依賴,法院內部可以獨立對涉案技術問題做出判斷,從而提升了專業審判品質。但是,依照“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18條的規定,“技術審查官之陳述,不得直接作為認定待證事實之證據,且當事人就訴訟中待證之事實,仍應依各訴訟法所定之證據程序提出證據,不得直接援引技術審查官之陳述進行舉證”。這一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技術審查官參與訴訟的影響力,不同于英美法系采用的專家證人制度,其所提出的審理意見也區別于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鑒定結論。鑒定結論作為民事訴訟七大法定證據形式之一,實質同樣是對于案件審理過程中涉及法官難以確定之非法律問題,訴諸司法鑒定機構做出專業建議并以此作為案件審理基礎,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因此,我國臺灣地區設立技術審查官以適應知識產權訴訟自身之專業性、技術性,但是其法律地位處境尷尬,此舉謹慎有余、實用不足,嚴格的技術審查官選任制度足以保證其專業素養和業務水準,對其做出的技術報告未賦予法律效力,與簡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司法改革理念相背離,技術審查官有可能最終演變為技術顧問。
三、秘密保持令制度,保障權利人商業秘密
商業秘密,是現代經濟社會中各國政府和企業所高度關注的信息,其被納入法律規制的范圍,是技術信息產權化的結果。商業秘密制度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制度,與專利制度相互補充成為當今保護技術方案的常見方式。從制度自身來看,二者各有特色,也各存缺陷。專利制度的最大特點是先行公開技術方案,將之置于法律的嚴格保護之下,但是獲得保護的時間有限,而且面臨侵權風險較高。采取商業秘密形式保護技術方案(如可口可樂公司對其產品配方的保護),理論上講只要商業秘密不被泄露,可以獲得相對永久的保護,但是技術方案一旦以合法方案被破解(如反向工程)或者權利人自身疏忽導致泄露,就無法獲得法律救濟。因此對于商業秘密而言,制定縝密周全的保密方案至關重要,不能忽視任何一個環節,在訴訟過程中也是如此。在司法實踐中,部分律師為避免商業秘密泄露,將不同關鍵證據固定為多個版本,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調取,以避免不必要的技術泄露,如此無疑加重了舉證成本。另外,雖然法院在依據不公開審理程序審理涉及商業秘密案件時,可以要求訴訟雙方簽訂保密協議,但是法律對于這種保密協議沒有強制約束力,對于違反保密協議泄露商業秘密的行為,無法施加法律責任,保密協議最終可能成為一紙空文。
針對這一問題,保密令制度逐漸被引入知識產權訴訟過程中,實踐證明,對于切實保障商業秘密權利人合法權益具有良好效果。日本專利法2004年即引入秘密保持令制度,若訴訟涉及商業秘密存在用于非訴訟目的,抑或該商業秘密的公開會對當事人產生不利影響,權利人可以向受訴法院申請秘密保持令。違反秘密保持令行為可以被施加民事責任,甚至刑事處罰,成為日本知識產權訴訟中保護商業秘密的有力手段。為確保當事人的商業秘密因訴訟被公開或用于非訴訟目的,我國臺灣地區這次大規模知識產權司法改革,借鑒日本專利法中的秘密保持令做法,針對商業秘密價值巨大但易于泄露的特點設立秘密保持令制度,“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對秘密保持命令的申請、簽發、送達、保管等做了具體規定。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如果以涉及營業秘密為抗辯,法院可以要求其闡述秘密的種類、性質及范圍,以及因為公開可能會產生不利的范圍和程度,綜合上述因素,法院認為當事人的申請理由充分,可以簽發秘密保持令,反之則做出駁回申請的裁定。當然,在法院做出的裁定中,也不得揭露商業秘密,裁定正文中只能以間接方式引用相關內容。
四、改革訴訟中止程序,提高訴訟效率
與著作權不同,專利權與商標權具有法定授權性,權利的產生需要依據法律規定的程序予以確定。近年來,知識產權確權程序擁堵,訴訟程序拖沓,一直為世人所詬病。究其原因,除了知識產權確權申請量及知識產權糾紛逐年增加以外,程序設置的不合理也是主要原因。知識產權案件主要涉及民事糾紛,其訴訟程序也應依照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但是知識產權案件,尤其是專利權、商標權案件,往往以相關行政決定作為定案依據,例如知識產權侵權訴訟經常會涉及專利無效宣告程序、商標撤銷程序、馳名商標認定程序等,因此遇到當事人提出上述權利請求后,相關訴訟程序只能中止,等到行政機關做出決定之后,法院再重新開始案件審理,導致案件審理時限拖延,遲遲不能定紛止爭。對于專利侵權案件,社會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專利技術的有效存在價值可能遠低于專利權保護期限。如果被控侵權者出于不正當目的,惡意利用專利宣告無效程序以拖延訴訟期間,即使最終認定侵權行為成立,專利技術的價值也會在曠日持久的繁雜程序中消耗殆盡,專利權人的利益會因此受到嚴重影響。對于商標侵權案件,被控侵權者一旦對商標權效力提出質疑,民事侵權訴訟程序即行中止,侵權行為在相當長時間內得不到制止,商標權人的信譽會因此受到嚴重影響,即使最終勝訴也難以挽回。
我國臺灣地區知識產權實踐同樣面臨這一問題。我國臺灣地區通過此次司法體制改革,針對這一程序問題做出明確規定: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以撤銷或者廢止相關知識產權為抗辯,審理法院可以就當事人主張或理由進行自主判斷,不適用民事訴訟法或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的規定,此舉無疑是提高訴訟效率的有益探索,可以為內地司法審判實踐所借鑒。當然,由審理法院依據當事人舉證或者法院依照職權調查所得資料獨立判斷涉案權利的撤銷或終止,在程序上可以保證審理過程的統一和連貫,但是對法官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同時規定,假設該爭議涉及專業知識或法律原則,可以向智慧財產專責機關調查取證,也可以指定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參加訴訟。如果當事人在訴訟之前已經就相關權利的撤銷或終止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審理法院可以參照行政程序的進展,并參考行政部門意見綜合做出決定,以保證最終結果的統一性。由于對知識產權的撤銷或終止,審理法院和行政機構都有權利做出決定,如何保證二者之間的協調與平衡,關乎法律權威,這是未來立法者在法律實踐基礎上需要繼續探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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